Thursday, December 16, 2004

《活著》:小說與電影

張藝謀執導,改篇自同名小說的電影《活著》,內容雖有不少删改,其精神尚算忠於余華的原著小說。透過主角徐福貴的一生,把新中國近半世紀所發生的大事呈現出來。有說兩部作品皆可以作為當代新中國的背景資料研究,更有不少稱贊作者的鬼斧神工,把主角的人生及新中國的發展順理成章地結合起來。一直以來,凡國家之事舉為大,國家利益不容置疑地凌駕一切。個人的生平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然而,不論是小說還是電影,中國近代的「大事」似乎都只是陪襯。自四十年代以來,主角徐福貴一生的「小事」(相對於所謂的「國家大事」),才是整個故事的重心。這些往往被國家遺忘的生離死別,偏偏是福貴、作者、導演、讀者最珍惜的。

小說版和電影版的《活著》,充份表現個人處身歷史巨輪之下、尤其局勢動盪不安之時,四方八面而來的暴力。福貴如何面對這些無日無之的暴力,也就成為故事的軸心。小說的暴力情節遠比電影更多,更殘酷。不過,它並不是刻意嘩眾取寵,著力喧染暴力過程、程度。讀者只是看到輕描淡寫的生活情節,一些關於生離死別的情節。福貴的爹娘、妻子、兒女、女婿、孫的死,往往只用簡單一兩句說話交待了:「我(福貴)離家兩個月多一點,我(福貴)娘就死了。」、「鳳霞(福貴女兒)死後不到三個月,家珍(福貴妻)也死了。」、「這樣的日子過到苦根(福貴男孫)四歲那年,二喜(福貴女婿)死了。二喜是被兩排水泥板夾死的。」……一切只以白描淡淡道來。小說本身沒有特出暴力,反而主要由讀者自行想像。

電影版雖然偶有深刻描繪個別暴力片段,但總括而言,它仍删減了許多原著的暴力情節。國共內戰士兵陣亡的荒涼、有慶(福貴子)被塌牆砸得頭破血流的特寫、鳳霞產子失血過多絕望無助的表情,這些明顯的暴力片段只在電影中找到。相反,大部份更暴力的場面並沒在電影中表現出來。福貴在電影中沒有不顧妻子懷孕毒打她;鳳霞不用被送給五十來歲的男人打工。有慶從沒兩度失去親自餵養成長的羊;他是因交通意外塌牆而死,而不是因無恥的醫護人員為救縣長女兒而抽去大量血液至死……這些情節改動似乎讓觀眾看來舒服一點──人與人之間並非如此趨炎附勢、泯滅良心。

再者,電影中家珍、二喜、苦根(二喜兒子)並沒死去。鳳霞死後,家珍沒隨鳳霞離世、苦根在四歲時沒有失去父親、福貴也不用失去孫兒。他們一家人平安度過好些年日,每年前往拜祭鳳霞有慶。電影最後一幕,乃是他們三代同堂吃飯,生離死別告一段落。電影版的人物遭遇可謂比小說版的幸運些。

「活著」,是小說和電影的名稱,同樣是兩部作品的中心主旨:「要活下去。」不論是小說還是電影,福貴在戰場上檢回性命、龍二無意成為他的替死鬼之,他表示「要好好活下去」。福貴朋友春生間接害死了有慶後,家珍直指其欠徐家一條命。後來春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為「走資派」,被「批鬥」毆打,有輕生之念。家珍此時卻要他還徐家一條命,叫他「要活著」。故事中福貴一家,以至其他民眾雖然飽遇患難,但仍努力生活下去。家珍沒有為鳳霞發燒變啞嘆息終日,反而欣喜她仍然活著。故事中她捱苦不斷,卻一直深信「只要活著就好了」,活著比一切更重要。生活即使艱苦,對春生之恨雖然深;但仍因活著而滿足,因生命之珍貴而代替恨。

故事以無盡的苦,生命中的不能承受,多次挑戰人的極限。意料之外,印象中仿佛最普通、最柔弱、最無力的平民百性、婦女或兒童,在故事內卻通過考驗,完全表現出生命的堅韌。暴力其實與人生不可分割。只要活著,每天就必須面對不同程度的暴力。面對暴力,人也許不想活著、也許更渴望活著。為了帶出故事主旨,暴力成為其中重要原素。

個人而言,兩個版本的《活著》同樣吸引。小說版可以看到一些可貴的人性表現:如福貴從前的傭人長根對主盡忠、家珍對生命的執著、福貴在家人全殁後仍努生存、論述者「我」(過路人)亦因福貴的生世而對生命有所體會。對於福貴,家人從未離去。他把牛喻作自己,再以家人名字虛構其他牛的存在,對家人思念全都投射到與牛的對話中。福貴仍然活著,在絶望中仍有希望。而言,失去的生命(親人)實在太多了。

故此,個人較喜歡電影版本。電影中帶給觀眾多種視聽之娛,較小說為多。電影中細膩描寫福貴與皮影畫戲的關係貫穿整套電影,情節較小說浪漫化,而觀眾亦可欣賞相關中國傳統戲曲及精美道具。當中的演員、美術指導、配樂、場景,全都配合得宜,悅人眼目。

此外,可能導演只是受著電影體裁限制,未能把整個故事完全帶出。但亦有可能,導演希望以更樂觀的態度表現「活著」的真義,所以在電影中減少暴力橋段,集中特寫少數暴力鏡頭。失去的人命(親人)較少,人性也似乎沒那樣醜惡。無可否認,小說版的福貴「活著」要付出更大的勇氣。不過,要「珍惜生命,好好活著」,早在福貴參與國共內戰、龍二成了替死鬼時經已學會。及後多番失去至親,相信他的感受更刻骨銘心。讀者亦大多體會到故事的中心,實在沒必要連他唯一僅存的孫兒也不能幸免厄運。電影版讓人對「活著」的希望似乎更大,猶如美麗的童話故事般,主人翁可以快快樂樂一起生活下去。

Monday, November 29, 2004

誰決定我們的意識?

「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若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那便是較接近唯心主義論。人的心、內在意識決定一切,外在因素幾乎全被忽略。但是,人的內心,怎能不受外在影響?一個只有內心意識並和外界完全間絕是難以想像的。

馬克思相信歷史唯物論,認為人的生活是一切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人的存在並不能獨立排除於任何外在社會環境因素。人在成長階段,早已受到各方面的影響:家庭、朋輩、教育、社會等,都離不開物質條件的經濟關係。

出生於中國和美國;沙漠還是熱帶雨林;北美洲還非洲,分別已經很大。在資本主義國度生活的人,似乎難以理解(或者只是誤解)活在共產主義之下的人的生活。即使生活在同一地方,意識形態大致相同,生長在「中產」、「小康」還是「草根」家庭,周遭接觸的物質條件不同,亦同樣引致不同的生活經驗。這些相異的經驗都和不同階層的社會經濟生產有關。任何社會環境自有其獨特性,有著不同的物質條件。無可否認造就了不同程度的價值取向和判斷,直接影響人們的「意識」。所以,人的生活和社會經濟生產有直接密切的關係。怎麼樣的社會,便孕育出怎麼樣的人,亦同時決定了人們的意識。

哲學家、問題、改變世界

「哲學家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這提綱的重點是以所謂「職責」的角度看哲學家:哲學家的「職責」是不只是解釋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後者才是哲學家要擔負起的重責。

哲學家對世界完成了的解釋,於人類,於社會又如何?問題並未終結。下一步,就是思考這對世界現況的解釋到底合理不合理。而這個「合理不合理」,並不只停留在所謂的邏輯推理層面,更重要是對人文付出關懷。最基本的問題是:社會上是否人人都獲得合理生活質素,活得快樂?無論答案為何,哲學家都應該繼續尋找改善人類社會的方法。不然,他們只是在象牙塔內空談理論,遠離市民大眾的生活。

市民大眾對哲學家怎樣來解釋他們的生活環境可能並不感興趣。他們也許不需要什麼什麼主義,也不要什麼哲學。相反,這些哲學及主義的具體實踐,如何跟他們生活扯上關係,改善生活,意義更大。

馬克思作為哲學家。可能就是深刻體會市民(他的言語為「無產階級」)生活苦況,並有感於當時學術知識和普羅大眾生活的疏離,所以提出哲學家討論問題的應有態度,從而改變世界。

Monday, November 22, 2004

給陳坤耀校長的一封信

〔筆者按:十一月廿三日上午,一班關心校內清潔女工的嶺大同學和校長進行了一次會面,希望為校內清潔女工爭取較合理的工資和待遇。下文為筆者出席該會面後的個人一些感受。〕


陳坤耀校長:

昨日上午和九位關注清潔女工小組一同出席和陳坤耀校長的會面,為嶺南的清潔女工爭取較合理的工資和待遇。十位同學應校長要求作簡單介紹自己的名字、就讀學系及年級。其後校長隨即以近十分鐘的時間介紹一些要到明年七、八月才實行的改善措施,辯護校方位場。

篇幅所限,本人對校長所提出的有限度改善並無興趣。基於會面時間所限,難以對校長所提出的論點作出充份的回應。本文的重點便是就這些看法及回應,加以補充。既命名為「感想」,本文就只是個人的一些感覺,與關注小組並無關係。

校方反對即時改善嶺南清潔女工的立場主要如下:

一、 校方獲政府分配的資助嚴重不足,沒有多餘經費提高校內清潔女工及保安   人員的工資至較合理水平。

校長一直強調我們的大學一直受到「教資會」的不公平對待,撥款不足。這和我校一直剝削清潔女工,本質上有什麼不同?怎麼校長去年和同學一起高呼,要求改善不合理待遇,現在卻一手造成另一個不公平現象?!

校長在會面時,提及每年有約百分之十的嶺大畢業生只有四千元的薪金,表示痛心。怎麼他不為這班清潔女工表示痛心?透過多次强調「大學生」和清潔女工的薪金同樣是四千元,他想說明什麼?說明大學生月入四千是不合理,但對於清潔女工是合理的?從而得出「世界上是人人不平等」。校長在今天大學迎新營開學致詞時,豈不教新生要學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Be Considerate)? 這刻他有否設身處地想像月薪四千的清潔女工的家庭生活?

二、 陳坤耀校長表示從沒清潔女工向他投訴工作辛苦,工資太低、不合理。  他並嘗試解釋,嶺南因為有「地理」:鄰近富泰等屋村,婦女可省卻交通費用,故以四千元聘請清潔女工還是合理的。

其次,校長一直深信校內清潔女工對工作及薪酬並無不滿,論據就是他所接觸的女工並沒向他作出投訴。試問有多少員工會在僱主前「呻」?同學對老師或偶有不滿,同樣不會當面向老師論及。因為大家都知道,在一個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上,批評較有權力的一方是一件冒險的事情。再者,我們有不少同學也曾跟她們談天,透露另一個故事。女工當然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本人亦鼓勵各同學親身接觸她們,獲得第一手的資料。不過,有一點不可不提:有關外判管理公司竟發出通告,要求女工不可向同學透露有關工作的詳情。

工作上班不用使用交通,竟可成為一個「特殊情形」。僱主可以利用這樣一個藉口,以低薪招聘員工。試問怎麼上班與僱主何干?用不上交通費就代表這部份的薪金可給吞調嗎?這是否一個合理(make sense)的原因?昨日於校長口中首聞此說,真是呆在當埸。

三、 陳坤耀校長多次「提醒」同學,提升清潔女工及保安人員的薪金至較合理  水平便會「牽連甚廣」。即或同學的學費、宿費上升;即或教職員人工需要減,但當他們不願意減薪時,教學內容便受影響,可能又要削課程;連其他一眾行政人員都受影響--務求令學生相信幫助清潔女工是「問題多多」、「後果嚴重」!

這是本人最不認同及認為十分厚顏無恥的說法!校長這麼一說,製造清潔女工和學生權益「勢不兩立」、兩者只能取其一的局面。他經濟理論大概指若一方嬴了,其他各方便有所損失。顯而易見,這次指向需要付上損失的一方便是學生。是次誤導又豈是兒戲?這種把戲在政府處理不少事情上也曾用過。最近兩鐵公司也不正好以「公平對待其他乘客」為名,增加收某些收費嗎?說穿了,又豈不是增加公司收入。校方異曲同工使用這種論調,企圖引發同學和清潔女工的矛盾,居心叵測,令人髮指!

這些校方所謂的原因和解釋,只是老調重彈,理據難以成立。一直以來,本人十分敬重校長為同學、嶺南所付出的努力。可是,在這次會談中……坦白說,我的心碎了,伴隨這次會談一同破碎。

會談中,校長不只一次嚴厲指責我們這班幫助清潔女工的同學「做錯了!」他謂我們所做的影響太少,我們的「滅貧」目標「太理想」!社會上比這班清潔女工的工資更低的工人大有人在,我們無力幫助所有人。社會是存在不公義!這是社會的根本問題。電燈、地產商是壟斷!但,以我們的力量,沒辦法改變什麼。他謂我們所作的行動只是「撲火」……原來,大學不應該充滿理想。你可以有理想,就是「你想」,只限於想。

唯憾地,我沒有想過把會談內容錄下來,好讓校長這番說話能完完全全呈現在同學面前。

入讀大學前,對大學生的生活充滿憧憬。以為他們走在社會的最前線,為小市民抱不平,為弱勢群體發聲,為理想而勇往直前。所憑的,就只是一份衝勁和對生命的熱情。現在,怎麼大學會成為這樣一個境況?因為幫清潔女工是「一件小事」,校長便明確地告訴學生這是錯的。大學生幹所謂的「大事」便有意義嗎?校長心目中的這些大事是什麼?是「反對廿十三條立法」、「支持普選持首」,還是「反削資──削嶺大的資」?不論是「大事」、「小事」,只要是不公義的事,我們就以經有足夠理由站起來為他們吶喊。不是嗎?當前嶺大,在日光之下,就是發生著這樣一件不公義的「小事」,怎能視而不見?即使影響毫不深遠又如何?「五四學生運動」夠轟轟烈烈嗎?當初就是北京大學學生獲得蔡元培校長以開放的態度支持鼓勵(並非有形無實片面支持),才慢慢把這運動的影響力伸延至全中國。歷史許多影響深遠的事件,也怕多是從小處著手。更何況,校長既然重複表示這是「小事」,就請幫忙幫忙,使事情得以盡快圓滿結束。若然連「小事」也不支持,同學便難以在「大事」上信任校長。

在我而言,支持這次運動的原因很簡單。只是在校園內,樓梯間,課室旁,見到不公義的事,一些對人民的關懷,所以盡一點力。當中沒有陰謀,也沒機心,也沒有被人慫恿。

相信做比不做好,相信人的心,相信世界仍然有希望。相信在所謂資本主義之下,任何人仍要有生存空間,人仍可活得有尊嚴。

國父孫中山、印度之父甘地、南美革命家哲古華拉,甚至在今時今日,香港也有一個「長毛」梁國雄。他們執著自己信念、堅持理想。他們最初也可能同樣被稱為「瘋狂的造夢者」。而然,沒有夢,社會怎能得到改善?今天我們所習以為常的「現代化」生活,哪不是由無數前人的夢交織出來?

校長,當你不斷以經濟學角度來看事物、迷信市埸供求定律之時,你曾否想過,世界可以不是這樣的?

Saturday, November 06, 2004

<哲古華拉之少年日記>


酷愛行山遠足,親近自然
對於數年前的expedition仍存悸動
讀書/工作太苦悶無聊或是太忙
若以上皆是,你應該看哲古華拉之少年日記
若以上皆否,你更應該看這齣電影

巍峨的高山,潦闊的大草原
無盡的藍天碧海,湍急的亞馬遜河流
失落/被破壞的古文明
活著的遺民
熱情 浪漫 激烈 熾熱的感情
從心底深處被召喚
與兩位少年一同經歷這段旅程
見證不可能的可能

這裡沒有英雄,只是一個旅程的故事


不做一件事不/需要原因
也許,做一件事,原因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