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ne 09, 2010

上一代的八九六四

六月二日,回港才數天的我去了港大「太空學院」的補課。陳景輝主講,題目是「六四 記憶與遺忘」。聽後有點激動。回到家,首次問爸爸當年六四他在做什麼。雖然當年是爸爸一直追看電視,而且是他告訴我「坦克車車死班學生」。但一九八九以後,這二十一年來,我們家沒有再出現六四的話題。即使偶然有,都離不開媽媽那些,當年解放軍忍了很久,被學生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之類。

爸爸聽吧,他立即振振有詞發表意見。「當年梗係嬲啦,但之後發覺鄧小平都係被逼,他被下屬隱瞞,以為廣場上都是暴徒…不然中國可能又再四分五裂…」

我再問:「當年你有去遊行嗎?有沒有跟朋友同事說什麼?」 他說:「無去,要返工。返工時聽收音機。回家後追看電視到夜深」但很快他又繼續發表中國「鎮壓」是無何奈何,鄧小平事後很後悔云云。

事有湊巧,翌日和大舅父吃午飯,有意無意扯到當年六四。「你估我當年無遊行咩?橫風橫雨。但你要明白,中國不可以再四分五裂。今日中國再沒有人餓死。如果今日中國衰過以前,我第一個上街遊行。」他激動說。「這世界沒有絕對公平公正,每人心中把尺都會隨時間改變……」

原來直接問上一代「八九六四」的記憶可以很有趣,往往得到意想不到的答案。正如我從沒想過大舅父曾冒風雨遊行,亦沒想過爸爸和他不約而同以「中國不可以再四分五裂」來「合理化」中共鎮壓的手段。我不禁思考,「六四不屠城,國家會分裂」的論述何時出現。

當然,我沒有尋找答案。這應該要翻看八九之後的新聞報導。過程勢必緩慢、冗長而沉悶。而陳景輝這兩年各花一個月時間,天天到圖書館讀報,重申整理六四前後的香港人在做什麼。佩服佩服。

他跟場內同學分享當年六四的一些剪報。如學生見到司徒華校長,由以往叫「校長早晨」改為「打到李鵬」;又把射鵰英雄傳改為「射鵬英雄傳」。吾爾開希名字的「潛藏」意義更由廣告人發揚光大:「吾是我、爾是你、開是打開、希是希望──你我携手一同為中國一同打開希望之門」,學運領袖的名字變成仿如「你今日吾爾開希咗未呀?」的動詞。可見當年六四影響香港人任何微小角落,橫跨階層年齡,無分學生商界,左中右派。

陳景輝讓場內聽眾幻想,這批港人日日夜夜關心的學運領袖,忽然一夜間死去,──那種難以名狀的巨大悲劇和創傷。及後有人甚至懷疑,捐錢支持廣場上的學生,是否等於把學生「推去死」呢?我在想,如果上一代對當年六四創傷難以愈合,忽然聽到一些的論述,如抺黑學生,隱定壓倒一切等「偉論」,會否令他們「舒服一點」?所以寧願相信漂亮的謊言?陳景輝認為,這種難以愈合的傷口,令上一代很難有勇氣整理六四的香港歷史。他更以德國屠猶為例,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德國人才能夠真正紀念發掘當年的真相。所以,香港的「八十後」可以承擔上一代所不能承受的,發掘個人與六四的關係,紀念當年六四,而並非單單紀念維園六四晚會。

不如大家齊齊問上一代的八九六四,重整當年香港的「集體回憶」。

Tuesday, June 01, 2010

八九六四的二三事

記得讀幼稚園,老師曾警告我們不要多嘴,不然用釘書機「釘實個嘴」。這是我聽過最恐怖的懲罰方法,那時我天天在想老師怎樣用手拿着同學的兩片嘴唇,大力一按。會流血,很痛喎!老師怎可以做得出?

一九八九那年,我六歲,準確一點是五歲半,極可能仍未上小學。六四期間,身邊大人都好緊張,天天留意新聞。印象中只記得一幕,一個男人揮着旗站在坦克車前。爸爸跟我說:中共開坦克車車死學生,學生不怕死的擋在坦克前,沒有走。

坦克車車死人,隨即進佔恐怖事件第一位。聽後那幾天又幻想,廣場示威的學生是怎樣手牽手抵擋坦克,他們是站着還是坐着,而一輛輛坦克又從那個方向角度車埋去,然後餘下一灘灘血肉交纏的物體。坦克從腳趾公一直鏟過去,被輾碎的骨骼卡卡聲,而上半身那人仍未死,有感覺喎。有車撞過來,人是不可能不走。(學校和媽媽都會教怎樣過馬路,小心點,會被車車死。)作為不看恐怖片的豆丁,我其實想像不到。除了那畫面遠超小孩子的幻想領域,用車車人亦是很不可思議,不合常理。

一九九五年,我十二歲升讀官校中一。全校最惡的訓導主任「惡名昭彰」,任何老師都把他當成對付學生的最後必殺技。然而一位中七師兄訴說學校往蹟時,提起這一年。他說當年這位很惡的訓導主任都哭了。另一位女教師上課時都不禁落淚。全校師生一起罷課。聽罷覺得師兄師姐都好型,竟然罷課。可惜中學七年生涯,再沒有罷課的事件。

雖然人愈大,了解六四事件愈多。但仍然只是一名旁觀者,閒時留意新聞報導六四燭火晚會人數。直至去年四月獲悉在芬蘭讀書的機會,覺得在港的機會不多,忽然心繫家港,好想做一個香港人,參與社會的事。抱着來年不會有機會參與六四的心態,我首次出席六四維園的燭火晚會,買了幾本天安門母親的書,邊看邊流淚。

這時我才知道,原來男友的父親是在六四生日。八九以後他都沒有出外慶生。燭光集會後,我打電話給男友爸爸,跟他說生日快樂,還被男友笑我搶分,因為廿十年來沒有人敢在他面前提起。明明是一個很個人的喜慶日子,八九以後因集體回憶變成禁忌。要負責的政權/人忘記了,平民百姓卻年復年背負無理的沉重的包伏。

亦是去年,大學同學因揭露雜誌社腰斬六四專題而被炒。親切體會所謂言論自由的香港其實岌岌可危。

今年,錯過516公投。去了丹麥有機農場做兩周農夫。認識維也納女孩,曾任雜誌記者。主動提起了六四一事,「一講天安門,無人不識。年年歐洲的報紙都一定會提。」我問,現在中國沒有遊行,報導什麼呢?「就是報導今年是幾多周年,在中國沒有遊行示威。然後再介紹當年經過。」對歐洲媒體,又多了一份敬意。

總算在六四前夕回港。甫落機聽見公開展示多年的民主女神像被警方抬走。然後是警方和食環署互扯貓尾的新聞稿,忽然要申請才可擺放維園。下次會否用消防條例話生火危險,如中秋節有職員叫人唔好煲蠟?雖然時差未過,常處於半夢半醒的狀態,但點忍呀?六四,維園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