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那年，我六歲，準確一點是五歲半，極可能仍未上小學。六四期間，身邊大人都好緊張，天天留意新聞。印象中只記得一幕，一個男人揮着旗站在坦克車前。爸爸跟我說：中共開坦克車車死學生，學生不怕死的擋在坦克前，沒有走。
坦克車車死人，隨即進佔恐怖事件第一位。聽後那幾天又幻想，廣場示威的學生是怎樣手牽手抵擋坦克，他們是站着還是坐着，而一輛輛坦克又從那個方向角度車埋去，然後餘下一灘灘血肉交纏的物體。坦克從腳趾公一直鏟過去，被輾碎的骨骼卡卡聲，而上半身那人仍未死，有感覺喎。有車撞過來，人是不可能不走。（學校和媽媽都會教怎樣過馬路，小心點，會被車車死。）作為不看恐怖片的豆丁，我其實想像不到。除了那畫面遠超小孩子的幻想領域，用車車人亦是很不可思議，不合常理。
一九九五年，我十二歲升讀官校中一。全校最惡的訓導主任「惡名昭彰」，任何老師都把他當成對付學生的最後必殺技。然而一位中七師兄訴說學校往蹟時，提起這一年。他說當年這位很惡的訓導主任都哭了。另一位女教師上課時都不禁落淚。全校師生一起罷課。聽罷覺得師兄師姐都好型，竟然罷課。可惜中學七年生涯，再沒有罷課的事件。
雖然人愈大，了解六四事件愈多。但仍然只是一名旁觀者，閒時留意新聞報導六四燭火晚會人數。直至去年四月獲悉在芬蘭讀書的機會，覺得在港的機會不多，忽然心繫家港，好想做一個香港人，參與社會的事。抱着來年不會有機會參與六四的心態，我首次出席六四維園的燭火晚會，買了幾本天安門母親的書，邊看邊流淚。
這時我才知道，原來男友的父親是在六四生日。八九以後他都沒有出外慶生。燭光集會後，我打電話給男友爸爸，跟他說生日快樂，還被男友笑我搶分，因為廿十年來沒有人敢在他面前提起。明明是一個很個人的喜慶日子，八九以後因集體回憶變成禁忌。要負責的政權／人忘記了，平民百姓卻年復年背負無理的沉重的包伏。
亦是去年，大學同學因揭露雜誌社腰斬六四專題而被炒。親切體會所謂言論自由的香港其實岌岌可危。
今年，錯過516公投。去了丹麥有機農場做兩周農夫。認識維也納女孩，曾任雜誌記者。主動提起了六四一事，「一講天安門，無人不識。年年歐洲的報紙都一定會提。」我問，現在中國沒有遊行，報導什麼呢？「就是報導今年是幾多周年，在中國沒有遊行示威。然後再介紹當年經過。」對歐洲媒體，又多了一份敬意。
總算在六四前夕回港。甫落機聽見公開展示多年的民主女神像被警方抬走。然後是警方和食環署互扯貓尾的新聞稿，忽然要申請才可擺放維園。下次會否用消防條例話生火危險，如中秋節有職員叫人唔好煲蠟？雖然時差未過，常處於半夢半醒的狀態，但點忍呀？六四，維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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