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中心呼喚回憶，呼喚愛

日本愛情電影《在世界中心呼喚愛》（Crying Out Love, In the Center of the World），根據片山恭一同名原著小說改編而成。小說至今已擁有321萬部小說銷量，打破了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的220萬本銷量，成為日本史上最高銷量的日本小說。由行定勳執導，日本紅星大澤隆夫與柴崎幸擔綱主演的《在世界中心呼喚愛》，成為日本史上最賣座的日本愛情片，登上日本史上十大賣座本土電影（動畫以外），繼《情書》以來最震撼的日本愛情電影。至於由平井堅包辦曲詞、主唱的主題曲《請閉上眼睛》推出時亦成為今年日本細碟銷量冠軍。

電影版的《在世界中心呼喚愛》主角朔太郎（大澤隆夫飾）的未婚妻律子（柴崎幸飾）突然失蹤。追查之下，他發現律子跑了去四國，惟有追至四國。透過一盒盒的錄音帶，朔在高中時初戀回憶重現眼前。高中時代，他（森山未來飾）與亞紀（長澤正美飾）是一對初戀小情人。兩人一起寫信到電台、以Walkman交換口頭日記。直至一日，亞紀發現自己患上絕症，朔答應她一起飛往澳洲尋找傳說中的聖土，據說那裡就是世界的中心。然而，亞紀病逝，願望未能實現。這遺憾亦一直成為朔內心最不可觸及的角落。Walkman成為整套電影的主線，牽引男女主角從現實返回過去，觀眾也同樣追憶從前。

電影的場景被設置於八十年代的日本。八十年代，是小說作者片山恭一、導演行定勳的成長年代，又是故事男女主角相戀的高中年代，更是Sony Walkman發明及普及的年代。這電影不只是緬懷一段逝去的初戀故事，更有點為舊時代送上一闕輓歌的味道。

電影開始不久，便透過男主角的未婚妻律子發出對舊時代發出悲鳴。律子正整理一箱舊衣物時，在一件童年時穿的外套裏發現一盒錄音帶，遂往電子影音舖購買Walkman收聴。店舖職員本能地回應一句：「現在沒人用Walkman了。不如選購MD，這裏有很多新款……」這位職員的說話的確令人失望。不過他確實沒錯，而且十分專業稱職。他只不過直截了當說明一個現實：小姐，現在潮流轉了，Walkman快將被淘汰，趕快換上一部MD，追上時代才是。然而，因著劇情需要，導演安排他被律子狠狠地瞥了一眼。幸好，律子總算在哪兒找到一部Walkman，重拾一段被遺忘的記憶。而這部Walkman，在近鏡定格的攝影機下，每位觀眾都可清楚看見這是一部Sony Walkman。

朔為要尋回未婚妻，回到童年長大的地方四國。在家中一堆舊雜物中搜尋一個箱子。箱子表面已佈滿塵，內裏收藏了一盒盒寫上日期的錄音帶，同樣有一部Sony Walkman。他隨即使用這部Walkman收聽各盒錄音帶，帶中傳來一把熟悉的女孩聲音。是亞紀的聲音。聲音喚起朔的記憶，一段刻意埋藏的初戀故事。

Sony Walkman是電影版的故事核心，在整套電影中不停出現，交代時空的轉移，讓觀眾和男女主角透過聲音穿梭於過去和現在，劇情徐徐展開。

至於為何是Sony 而不是其他？答案顯而易見。全球第一部Walkman 便是由Sony公司發明，成為最重要及最受歡迎的Walkman品牌，在業界享有領導地位，帶領潮流。以它作為舊流行文化符號，實在非它莫屬。Sony Walkman於日本八十年代面世，象徵新穎、先進、潮流、年青人的玩意。它直接介入人類的生活，大大改變現代人類的生活模式，深遠地影響著當代普及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發展。

男主角朔的高中時代，正正就是它面世不久的時候。電影中有一幕，朔的初戀對象亞紀，帶他到一家店舖，凝視櫥窗內展示的Sony Walkman，說出自己多麼渴想擁有一部。可惜價錢非她所能負擔。而當時有一個電台節目，主持人每晚會讀出觀眾寄上的明信片。有幸被選上的觀眾即可獲得一部Sony Walkman 。因此，她提出和朔比賽，看看誰先得到這份禮物。透過亞紀的目光和舉動，足以呈現當時年輕人對其崇尚和趨之若鶩。最終由朔首先得到這份物。在亞紀的要求下，他倆開始展開交換口頭日記。每天把給對方的說話先錄下來，讓對方收聽，倆人的戀情亦由是展開。這部隨身聽從此正式介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直至亞紀的離世，始終未曾間斷。
Sony Walkman的面世，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係帶來改變。消費者、個人不再是那麼被動。個人可以在錄音帶裏自行錄音、製作、生產屬於自己的、具個人風格的音樂。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界線開始變得不那樣分明。亞紀和朔的交往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相對於當時的各種播放工具，Walkman體積細小，方便隨身携帶。個人無論何時何地，同樣也可以選擇收聽自己喜悅的音樂。透過耳筒傳來的音樂，人的感觀界限得到突破，音樂足以帶領人進入另一個世界，一個私人的音樂世界。基本上，這世界是不會被外界騷擾的。耳筒會隔掉外在環境的聲音，同時使音樂傳遞謹限於耳筒持有人本身。耳筒覆蓋耳朵或現在深入耳孔的設計，就是希望把正在收聽音樂的人和其他人分隔開。即使身處各現實環境中，聽者仍能「遺世獨立」，脫離現實，陶醉於個人的音樂世界，推動娛樂個人化的先驅。

相片只可以記錄一時一刻靜態的影像，而聲音比相片來得更生動，更真實。朔回到中學，站到禮堂台上的鋼琴旁，聽著錄音帶傳來的鋼琴聲，仿佛感到亞紀仍在演奏。錄音帶內確實傳來亞紀的聲音和她演奏的琴聲；朔又的確處身於當年的場景之中。Walkman的個人化特質，一經啓動，閉上眼睛，便能置身其中，抽離現實。這時，其實律子也在禮堂外窺看。然而，她只聽到雨聲，見到未婚夫正在流淚，但絶不能進入他正沉溺的世界。
《在世界中心呼喚愛》是一個追尋回憶的愛情故事，和《情書》是十分雷同的。不過前者用了在八十年代風靡一時的Walkman、透過聲音憶起從前，後者則以書信文字為中介。電影在日本大受歡迎，隨了浪漫純真的愛情故事，和當下社會現況實在不無關係。這電影的出現不是純粹意外，它只有在此時此刻才能引起這世代觀眾的共鳴。

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成長的我們這一代，Walkman可謂伴隨左右，是屬於我們的流行文化。然而，曾經一度輝煌的「Walkman文化」，現在已經被數碼化科技所取代。廿十一世紀的新生代，Walkman已不再是他們的潮流玩意首選，不久之前CD經已增取到一席位，現在取而代之的還有MP3, MD等。Walkman所代表的舊流行文化，如電影所說，將被淘汰。到最後只會被「封箱」、埋藏，成為歷史，消失於大家的記憶之中。Walkman如此，朔和亞紀的初戀故事也是如此。面對新世代的來臨，導演行定勳大概有感而發，藉著Walkman代替原著以男主角口述回憶的方法，為自己成長的年代，一過屬於歷史的年代，獻上一份的真切的紀錄。然後，期望我們和朔一樣，重新面對過去，再繼續前行。

《活著》：小說與電影

張藝謀執導，改篇自同名小說的電影《活著》，內容雖有不少删改，其精神尚算忠於余華的原著小說。透過主角徐福貴的一生，把新中國近半世紀所發生的大事呈現出來。有說兩部作品皆可以作為當代新中國的背景資料研究，更有不少稱贊作者的鬼斧神工，把主角的人生及新中國的發展順理成章地結合起來。一直以來，凡國家之事舉為大，國家利益不容置疑地凌駕一切。個人的生平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然而，不論是小說還是電影，中國近代的「大事」似乎都只是陪襯。自四十年代以來，主角徐福貴一生的「小事」（相對於所謂的「國家大事」），才是整個故事的重心。這些往往被國家遺忘的生離死別，偏偏是福貴、作者、導演、讀者最珍惜的。

小說版和電影版的《活著》，充份表現個人處身歷史巨輪之下、尤其局勢動盪不安之時，四方八面而來的暴力。福貴如何面對這些無日無之的暴力，也就成為故事的軸心。小說的暴力情節遠比電影更多，更殘酷。不過，它並不是刻意嘩眾取寵，著力喧染暴力過程、程度。讀者只是看到輕描淡寫的生活情節，一些關於生離死別的情節。福貴的爹娘、妻子、兒女、女婿、孫的死，往往只用簡單一兩句說話交待了：「我（福貴）離家兩個月多一點，我（福貴）娘就死了。」、「鳳霞（福貴女兒）死後不到三個月，家珍（福貴妻）也死了。」、「這樣的日子過到苦根（福貴男孫）四歲那年，二喜（福貴女婿）死了。二喜是被兩排水泥板夾死的。」……一切只以白描淡淡道來。小說本身沒有特出暴力，反而主要由讀者自行想像。

電影版雖然偶有深刻描繪個別暴力片段，但總括而言，它仍删減了許多原著的暴力情節。國共內戰士兵陣亡的荒涼、有慶（福貴子）被塌牆砸得頭破血流的特寫、鳳霞產子失血過多絕望無助的表情，這些明顯的暴力片段只在電影中找到。相反，大部份更暴力的場面並沒在電影中表現出來。福貴在電影中沒有不顧妻子懷孕毒打她；鳳霞不用被送給五十來歲的男人打工。有慶從沒兩度失去親自餵養成長的羊；他是因交通意外塌牆而死，而不是因無恥的醫護人員為救縣長女兒而抽去大量血液至死……這些情節改動似乎讓觀眾看來舒服一點──人與人之間並非如此趨炎附勢、泯滅良心。

再者，電影中家珍、二喜、苦根（二喜兒子）並沒死去。鳳霞死後，家珍沒隨鳳霞離世、苦根在四歲時沒有失去父親、福貴也不用失去孫兒。他們一家人平安度過好些年日，每年前往拜祭鳳霞有慶。電影最後一幕，乃是他們三代同堂吃飯，生離死別告一段落。電影版的人物遭遇可謂比小說版的幸運些。

「活著」，是小說和電影的名稱，同樣是兩部作品的中心主旨：「要活下去。」不論是小說還是電影，福貴在戰場上檢回性命、龍二無意成為他的替死鬼之，他表示「要好好活下去」。福貴朋友春生間接害死了有慶後，家珍直指其欠徐家一條命。後來春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為「走資派」，被「批鬥」毆打，有輕生之念。家珍此時卻要他還徐家一條命，叫他「要活著」。故事中福貴一家，以至其他民眾雖然飽遇患難，但仍努力生活下去。家珍沒有為鳳霞發燒變啞嘆息終日，反而欣喜她仍然活著。故事中她捱苦不斷，卻一直深信「只要活著就好了」，活著比一切更重要。生活即使艱苦，對春生之恨雖然深；但仍因活著而滿足，因生命之珍貴而代替恨。

故事以無盡的苦，生命中的不能承受，多次挑戰人的極限。意料之外，印象中仿佛最普通、最柔弱、最無力的平民百性、婦女或兒童，在故事內卻通過考驗，完全表現出生命的堅韌。暴力其實與人生不可分割。只要活著，每天就必須面對不同程度的暴力。面對暴力，人也許不想活著、也許更渴望活著。為了帶出故事主旨，暴力成為其中重要原素。

個人而言，兩個版本的《活著》同樣吸引。小說版可以看到一些可貴的人性表現：如福貴從前的傭人長根對主盡忠、家珍對生命的執著、福貴在家人全殁後仍努生存、論述者「我」（過路人）亦因福貴的生世而對生命有所體會。對於福貴，家人從未離去。他把牛喻作自己，再以家人名字虛構其他牛的存在，對家人思念全都投射到與牛的對話中。福貴仍然活著，在絶望中仍有希望。而言，失去的生命（親人）實在太多了。

故此，個人較喜歡電影版本。電影中帶給觀眾多種視聽之娛，較小說為多。電影中細膩描寫福貴與皮影畫戲的關係貫穿整套電影，情節較小說浪漫化，而觀眾亦可欣賞相關中國傳統戲曲及精美道具。當中的演員、美術指導、配樂、場景，全都配合得宜，悅人眼目。

此外，可能導演只是受著電影體裁限制，未能把整個故事完全帶出。但亦有可能，導演希望以更樂觀的態度表現「活著」的真義，所以在電影中減少暴力橋段，集中特寫少數暴力鏡頭。失去的人命（親人）較少，人性也似乎沒那樣醜惡。無可否認，小說版的福貴「活著」要付出更大的勇氣。不過，要「珍惜生命，好好活著」，早在福貴參與國共內戰、龍二成了替死鬼時經已學會。及後多番失去至親，相信他的感受更刻骨銘心。讀者亦大多體會到故事的中心，實在沒必要連他唯一僅存的孫兒也不能幸免厄運。電影版讓人對「活著」的希望似乎更大，猶如美麗的童話故事般，主人翁可以快快樂樂一起生活下去。

誰決定我們的意識?

「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若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那便是較接近唯心主義論。人的心、內在意識決定一切，外在因素幾乎全被忽略。但是，人的內心，怎能不受外在影響？一個只有內心意識並和外界完全間絕是難以想像的。

馬克思相信歷史唯物論，認為人的生活是一切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人的存在並不能獨立排除於任何外在社會環境因素。人在成長階段，早已受到各方面的影響：家庭、朋輩、教育、社會等，都離不開物質條件的經濟關係。

出生於中國和美國；沙漠還是熱帶雨林；北美洲還非洲，分別已經很大。在資本主義國度生活的人，似乎難以理解（或者只是誤解）活在共產主義之下的人的生活。即使生活在同一地方，意識形態大致相同，生長在「中產」、「小康」還是「草根」家庭，周遭接觸的物質條件不同，亦同樣引致不同的生活經驗。這些相異的經驗都和不同階層的社會經濟生產有關。任何社會環境自有其獨特性，有著不同的物質條件。無可否認造就了不同程度的價值取向和判斷，直接影響人們的「意識」。所以，人的生活和社會經濟生產有直接密切的關係。怎麼樣的社會，便孕育出怎麼樣的人，亦同時決定了人們的意識。

哲學家、問題、改變世界

「哲學家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這提綱的重點是以所謂「職責」的角度看哲學家：哲學家的「職責」是不只是解釋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後者才是哲學家要擔負起的重責。

哲學家對世界完成了的解釋，於人類，於社會又如何？問題並未終結。下一步，就是思考這對世界現況的解釋到底合理不合理。而這個「合理不合理」，並不只停留在所謂的邏輯推理層面，更重要是對人文付出關懷。最基本的問題是：社會上是否人人都獲得合理生活質素，活得快樂？無論答案為何，哲學家都應該繼續尋找改善人類社會的方法。不然，他們只是在象牙塔內空談理論，遠離市民大眾的生活。

市民大眾對哲學家怎樣來解釋他們的生活環境可能並不感興趣。他們也許不需要什麼什麼主義，也不要什麼哲學。相反，這些哲學及主義的具體實踐，如何跟他們生活扯上關係，改善生活，意義更大。

馬克思作為哲學家。可能就是深刻體會市民（他的言語為「無產階級」）生活苦況，並有感於當時學術知識和普羅大眾生活的疏離，所以提出哲學家討論問題的應有態度，從而改變世界。

給陳坤耀校長的一封信

〔筆者按：十一月廿三日上午，一班關心校內清潔女工的嶺大同學和校長進行了一次會面，希望為校內清潔女工爭取較合理的工資和待遇。下文為筆者出席該會面後的個人一些感受。〕


陳坤耀校長：

昨日上午和九位關注清潔女工小組一同出席和陳坤耀校長的會面，為嶺南的清潔女工爭取較合理的工資和待遇。十位同學應校長要求作簡單介紹自己的名字、就讀學系及年級。其後校長隨即以近十分鐘的時間介紹一些要到明年七、八月才實行的改善措施，辯護校方位場。

篇幅所限，本人對校長所提出的有限度改善並無興趣。基於會面時間所限，難以對校長所提出的論點作出充份的回應。本文的重點便是就這些看法及回應，加以補充。既命名為「感想」，本文就只是個人的一些感覺，與關注小組並無關係。

校方反對即時改善嶺南清潔女工的立場主要如下：

一、 校方獲政府分配的資助嚴重不足，沒有多餘經費提高校內清潔女工及保安　　　人員的工資至較合理水平。

校長一直強調我們的大學一直受到「教資會」的不公平對待，撥款不足。這和我校一直剝削清潔女工，本質上有什麼不同？怎麼校長去年和同學一起高呼，要求改善不合理待遇，現在卻一手造成另一個不公平現象？！

校長在會面時，提及每年有約百分之十的嶺大畢業生只有四千元的薪金，表示痛心。怎麼他不為這班清潔女工表示痛心？透過多次强調「大學生」和清潔女工的薪金同樣是四千元，他想說明什麼？說明大學生月入四千是不合理，但對於清潔女工是合理的？從而得出「世界上是人人不平等」。校長在今天大學迎新營開學致詞時，豈不教新生要學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Be Considerate）？ 這刻他有否設身處地想像月薪四千的清潔女工的家庭生活？

二、 陳坤耀校長表示從沒清潔女工向他投訴工作辛苦，工資太低、不合理。　　他並嘗試解釋，嶺南因為有「地理」：鄰近富泰等屋村，婦女可省卻交通費用，故以四千元聘請清潔女工還是合理的。

其次，校長一直深信校內清潔女工對工作及薪酬並無不滿，論據就是他所接觸的女工並沒向他作出投訴。試問有多少員工會在僱主前「呻」？同學對老師或偶有不滿，同樣不會當面向老師論及。因為大家都知道，在一個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上，批評較有權力的一方是一件冒險的事情。再者，我們有不少同學也曾跟她們談天，透露另一個故事。女工當然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本人亦鼓勵各同學親身接觸她們，獲得第一手的資料。不過，有一點不可不提：有關外判管理公司竟發出通告，要求女工不可向同學透露有關工作的詳情。

工作上班不用使用交通，竟可成為一個「特殊情形」。僱主可以利用這樣一個藉口，以低薪招聘員工。試問怎麼上班與僱主何干？用不上交通費就代表這部份的薪金可給吞調嗎？這是否一個合理（make sense）的原因？昨日於校長口中首聞此說，真是呆在當埸。

三、 陳坤耀校長多次「提醒」同學，提升清潔女工及保安人員的薪金至較合理　　水平便會「牽連甚廣」。即或同學的學費、宿費上升；即或教職員人工需要減，但當他們不願意減薪時，教學內容便受影響，可能又要削課程；連其他一眾行政人員都受影響－－務求令學生相信幫助清潔女工是「問題多多」、「後果嚴重」！

這是本人最不認同及認為十分厚顏無恥的說法！校長這麼一說，製造清潔女工和學生權益「勢不兩立」、兩者只能取其一的局面。他經濟理論大概指若一方嬴了，其他各方便有所損失。顯而易見，這次指向需要付上損失的一方便是學生。是次誤導又豈是兒戲？這種把戲在政府處理不少事情上也曾用過。最近兩鐵公司也不正好以「公平對待其他乘客」為名，增加收某些收費嗎？說穿了，又豈不是增加公司收入。校方異曲同工使用這種論調，企圖引發同學和清潔女工的矛盾，居心叵測，令人髮指！

這些校方所謂的原因和解釋，只是老調重彈，理據難以成立。一直以來，本人十分敬重校長為同學、嶺南所付出的努力。可是，在這次會談中……坦白說，我的心碎了，伴隨這次會談一同破碎。

會談中，校長不只一次嚴厲指責我們這班幫助清潔女工的同學「做錯了！」他謂我們所做的影響太少，我們的「滅貧」目標「太理想」！社會上比這班清潔女工的工資更低的工人大有人在，我們無力幫助所有人。社會是存在不公義！這是社會的根本問題。電燈、地產商是壟斷！但，以我們的力量，沒辦法改變什麼。他謂我們所作的行動只是「撲火」……原來，大學不應該充滿理想。你可以有理想，就是「你想」，只限於想。

唯憾地，我沒有想過把會談內容錄下來，好讓校長這番說話能完完全全呈現在同學面前。

入讀大學前，對大學生的生活充滿憧憬。以為他們走在社會的最前線，為小市民抱不平，為弱勢群體發聲，為理想而勇往直前。所憑的，就只是一份衝勁和對生命的熱情。現在，怎麼大學會成為這樣一個境況？因為幫清潔女工是「一件小事」，校長便明確地告訴學生這是錯的。大學生幹所謂的「大事」便有意義嗎？校長心目中的這些大事是什麼？是「反對廿十三條立法」、「支持普選持首」，還是「反削資──削嶺大的資」？不論是「大事」、「小事」，只要是不公義的事，我們就以經有足夠理由站起來為他們吶喊。不是嗎？當前嶺大，在日光之下，就是發生著這樣一件不公義的「小事」，怎能視而不見？即使影響毫不深遠又如何？「五四學生運動」夠轟轟烈烈嗎？當初就是北京大學學生獲得蔡元培校長以開放的態度支持鼓勵（並非有形無實片面支持），才慢慢把這運動的影響力伸延至全中國。歷史許多影響深遠的事件，也怕多是從小處著手。更何況，校長既然重複表示這是「小事」，就請幫忙幫忙，使事情得以盡快圓滿結束。若然連「小事」也不支持，同學便難以在「大事」上信任校長。

在我而言，支持這次運動的原因很簡單。只是在校園內，樓梯間，課室旁，見到不公義的事，一些對人民的關懷，所以盡一點力。當中沒有陰謀，也沒機心，也沒有被人慫恿。

相信做比不做好，相信人的心，相信世界仍然有希望。相信在所謂資本主義之下，任何人仍要有生存空間，人仍可活得有尊嚴。

國父孫中山、印度之父甘地、南美革命家哲古華拉，甚至在今時今日，香港也有一個「長毛」梁國雄。他們執著自己信念、堅持理想。他們最初也可能同樣被稱為「瘋狂的造夢者」。而然，沒有夢，社會怎能得到改善？今天我們所習以為常的「現代化」生活，哪不是由無數前人的夢交織出來？

校長，當你不斷以經濟學角度來看事物、迷信市埸供求定律之時，你曾否想過，世界可以不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