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款和馮仁釗當年就普及文化議題展開了數回合的討論，各抒自己對普文化所持的觀點和態度。葉蔭聰嘗試把二者的討論整理，再加上個人的意見和分析。曾經有一位學者說過，假如每個時代都有其顯彰的意義特色和文化，那最能代表現在社會心態的非普及文化莫屬。不論他們各人所把持的觀點為何，文章的完成時間距今己有一段距離（最新的一文是寫於一九九六的）。這七年的時間，普及文化的洪流不知又已經翻了幾翻。當其時對普及文化的論述，有多大程度還能切合今時今日的課題仍是未知之數。不過，這些討論在當時的社會的確起了不少正面作用。當然，當時就普及文化曾作出討論還有其他文化評論人如史文鴻、李照興等。梁款、馮仁釗於當年曾在討論這問題時牽起一些爭論，而葉蔭聰又撰文綜合及回應二人。故此，本文主要以他們的文章為基調，探討普及文化的問題和思考。
不論是梁款或馮仁釗，他們所談及的內容和列舉的例子都是當年的城中熱話如選美、色情刊物、電視遊戲節目、「靚妹仔」一戲等。選美是否代表女性「一次犯禁、自强、自傲的的小突破」、色情刊物會否帶來道德的衝擊、「馬拉松」遊戲是否無聊……這些都引發一些社會團體的關注及討論。可惜今天，這些討論好像有點兒過時。社會上除了一些「企硬」團體，如婦女關注小組、青少年機構仍站在道德立場作出反對外（其實次數同樣相對地少了），普羅大眾對這些問題都欠缺興趣。
七年以來的香港經歷及轉變實在太大了。九七回歸、金融風暴、教育改革、高官相繼（被迫？）辭職、沙士疫潮、七一遊行、二零零三區議會選舉……大家的焦點都放在政治（特首何時下台）、經濟（自遊行），一些與市民、民生息息相關事情上，有關普及文化方面的討論也就不如從前。到底今天，普及文化的研究或討論對這社會有何意義？首先我們可以了解一下一些普及文化評論員對此的觀點和立場。
梁款認為普及文化可以表達市民生活面向，是被受壓抑、禁錮的大眾的一次集體個性解放，挑戰紀律權威，以叛逆衝擊固有制度的機會。他並謂我們要深入敵陣，與普及文化「跳探戈」。不要一面倒的以道德、傳統出發，以之為洪水猛獸，避之則吉，替普及文化扣上「淫賤」的帽子。
馮仁釗則不然。他曾為反道德主義的過來人，現在則堅持以道德主義為文化批判的基礎。在他看來，所謂普及文化，只不過是商人「依循市場的規律……大量生產，爭取最大利潤」，並不能真實地反映社會現狀。它們只是反映普及文化生產者的心態，所以要對其作出批判，打「位置之戰」。而實際行動又比文字的批判來得更為有用。
葉蔭聰介紹了本港文化批評的傳統及歷史，也對馮、梁二人論調作出一些回應。馮仁釗雖然提出一個與現今陳腔濫調不同的立場批判普及文化。然而，追溯歷史，他也是《文化新潮》的核心成員。他並非拋棄昔日的立場，而是有感時移世易，現今文化工業多成為無良奸商的賺錢工具，所以要道德主義作為批判的工具。在葉筆下，馮看似「一百八十度的態度」改變是有跡可尋，此舉實在用心良苦。
相反，葉對梁的立埸則存在不少疑問。梁只是提出要與普及文化跳探戈的口號，但並未加以闡述羣眾要以何「舞步」與普及文化共舞。兩者當中存在著怎麼樣的互動關係，梁沒有清楚指出。葉以為這正好代表梁正處於文化批判傳統與現代的斷層之間，甚至仍在找尋自己的立場定位。面對（保留？）已有的批判傳統，加上新的社會特徵狀況，文化批評者如何承存、接連兩者當中的鴻溝，便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普及」之所以謂普及，是因為其中所涉及的是一個龐大的參與者數目。每個社會同時存在大量的資訊活動。在這樣一個多元的情況之下，某些內容吸引眾多市民親身參與或投入其中，成為普及文化的一環。透過研究這些活動何以有如此具大的吸引力，從而了解群眾的意識形態，便是進行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不論三人對普及文化的立場觀點異同與否，三人都認同普及文化在社會及文化上均存在著重要意義，有繼續研究的必要性。
正如筆者在文章初段所言，本地今天的文化已經翻了幾翻。今天選美依然繼續，但已經不是當年城中熱話；色情刊物仍然氾濫，但其他形式也不斷陳出新，如互聯網、光碟等。而近年新興的網絡文化、「快閃黨」、ＶＣＤ／ＤＶＤ、手提電話、數碼相機等熱潮也（理所當然）未包括在當年的討論中。這正好說明普及文化本身的特色所在。它不是死寂靜態地獨立存在，讓你隨心所欲、隨時隨地把它徹底研究一翻。相反，它日新月異，熱潮快上快落。而且在這網絡文化大盛及極度商品化的世代中，它的週期愈來愈短。再者，儘管是相同的文本，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所產生意義亦不會相同。所以，研究普及文化的取向態度，是不能「一本通書看到老」，一概而論。因應不同時代作出相應的調整，才能保持理論的時代性，免於跌落八古的陷阱之中。
注: cus303 文化評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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