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小說中的香港

「城市小說」並非一個明確的文學類型。[1]何謂城市小說，到現在仍未有一些清晰的指引和劃分，大概是泛指那些以城市為描寫主體的小說。例如西西的《我城》和王安憶的《香港情與愛》及《小飯店》，都大篇幅涉及城市和城市人的生活描寫，抒發了作者對該誠市的看法和感覺。只是，不是任何小說加進某城市的街道、著名商廈和「地標」就順理成章歸到城市小說之列。相反，即使沒有提及當地街道名稱，它也可以是城市小說。西西另一著作《美麗大廈》就是這類作品，內容沒有明言是書寫香港，只是讀者都讀到香港的影子，是關於香港的城市小說。城市中有形的「實體」未必定是小說的重點，可能城市中更深層隱晦的靈魂才顯露其韻味和精神。

城市小說的出現和現代化城市興起關係密切。城市的「符號」如摩天大樓、商場、霓虹燈，以及城市人現代化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節奏，替小說注入具體內容。特定的歷史時空場景造就了某一類型文體的誕生。沒有對應的物質基礎條件，作者是無法寫出屬於城市的小說。古人未能描寫現代人的心態，而現代作家也只能想像未來社會的景況。

較之於其他文類，城市小說更著重與當下社會的緊密聯繫，場景早已設定於「此時此刻」。作品產生的意義對特定地域的人物、事情和行為尤其重要。文本發生的場景是不會因著更改街道、地名而變得適用於任何一個社會。這份強烈的獨特性也就無可避免成為該文類的最大局限性──當讀者與作品相距的年代愈久遠，兩者間所能引發的共鳴亦隨之受到影響。西西的《我城》、及《美麗大廈》書寫七十年代的香港，兩本小說均是先在報紙上連載，後來才印刷為合訂本。當年的報紙讀者，明白文本的內容和語境，對故事中各種借喻象徵亦無不清楚，享受更多的閱讀樂趣。反之，生長於九十年代的讀者，他們未曾遭受「土製菠蘿」的威脅，不會在九龍城看見機場，也甚少到雜貨店購買糧油石油氣。缺乏過去社會的共同生活經驗，在閱讀那些情節時便感到陌生。

王安憶《香港情與愛》是一個以「九七回歸」前的香港社會為背景的作品。曾親身經歷「過渡」時期的香港人，都能體會到故事中老魏、逢佳在大時代變遷下的心態和處境，甚至不時回想自己的現實情況作比較。但出生於「後九七」的孩童，成長於不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環境氣候也改變了的社會，作品和讀者的距離顯得更遙遠。

無論什麼類型的作品，其意義是透過作者、讀者和社會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而產

生，並且不斷被加以豐富的。所以欲了解一個作品，必需先掌握作者和社會的一些資料，以完全文本的意義。城市小說也不例外。需要思考的問題是：誰（什麼人／身份）在寫城市小說？創作動機為何？城市如何被書寫呈現？
成為書寫城市小說的作家，個人和城市之間的生活經驗是很重要的。不管作家是土生土長還是一位過客，他們對該城市的認識足以影響其作品的內容。西西雖然不是生於香港，但從小便移居這地成長。在港生活多年的經驗，使她深入了解和認識這裡的人和事，書寫起來細緻動人。她筆下的人物只是普羅市民，如《我城》中的電話維修員阿果、負責看門的阿北和忙著應付考升中試的阿髮。在《美麗大廈》中，故事圍繞住在梅麗大廈的居民，這裡只有少量的人物是有名字的，如麥嬸、老師羅先生羅太太、管理員榮伯（這不表示他們是主角，故事中佔著較重的戲份。）；其他更多是以「你」、「我」、興記老闆、郵差稱之。兩個故事同樣描寫社會上的「小市民」、「小人物」的生活為主。

作者既在本港成長，便從個人經驗出發，把日常生活碰到遇見的點滴都記錄下來，當中並包括了許多平日被人所忽略的細節，這方面在《美麗大廈》尤其突顯：大廈的電梯、走廊、清潔運動、民政官「落區」視察民情、大廈保安的問題等，這些「鎖碎」的「小事」成為故事的主要構成部份。「我把鐵閘推上，折入水渠，形態的長廊。」（頁2）、「走廊的地臺是一方塊一方塊白石小磚…在石片與石片之間，淺裂著細長的坑道。」（頁2）、「衣著粗厚的婦人開始在人叢中提拖一柄掃帚清理電梯前面的一堆廢物，包括揑縐了的紙巾和不曾完全熄滅的火柴枝、牙籤及橙皮…」（頁33）走廊的形狀、石磚，還有詳細廢物的種類，她把一幢香港大廈內部設備，居民營營伇役的生活、衣著、對話、甚至鄰居之間的互相稱呼都勾勒得具細無遺。這份仔細，非得在香港住上多年的作者可以及會選擇刻劃的。

王安憶在港只是一個旅居者，一個過客。她所接觸和眼中的香港，必定異於西西。在《香港情與愛》中，她著墨於男女主角的心理描寫，情感狀況。她筆下的香港，符合一貫的主流論述：它的燈火是通宵達旦的（頁5）；香港的禮品是百無一漏、萬無一失、天羅地網式的（頁58）；霓虹燈招牌是如林的…遮擋了二樓和三樓的窗戶（頁76）。為了進一步提醒讀者這是一個關於香港的故事，北角的公寓、麗晶酒店、香港的什麼什麼等地道名詞，都有著頻密的暴光率。可能作者擔心未能準確書寫本地的風格，唯有不斷借用權威性的統稱正名。

作者明白自己對香港認識有限，所以也巧妙地把故事傾側於「情與愛」的部份，細膩老魏、逢佳那似有還無的複雜感情與交易關係。值得注意的是，老魏是海外華僑，逢佳是新移民，兩位主角同樣是香港的過客。這樣，作者更能準確了解和捕足其心態。反之，香港在洋洋萬字中只有宏觀粗疏的普遍述載。再加入大量個

人想像，旁觀香港看為傳奇神話的載體，替她找出解釋，以豐富讀者對這城的印像。

若以王安憶《小飯店》來比較，便發覺焦點風格和《香港情與愛》分別頗遠。場景設於上海弄堂裏的一間小飯店，描寫店內的打工妹、洗髮女郎、外省民工、走販、小飯店老闆和老闆娘的眾生相；記述他們行為百態、用膳及工作情況，仔細程度與西西《美麗大廈》甚為相似。當西西寫下雞蛋仔的價錢時，王安憶亦記下「一葷兩素」或「兩素一葷」的飯菜是幾塊錢。

《小飯店》的背景上海其實也就是王安憶從小移居長大的地方。她和這地的關係與西西和香港的相似，同樣沐浴於本土的大眾生活基礎之中。她們的身份是當地居民，是「局內人」，關心和留意的對象自然有別於過客（他者）。作者以什麼身份及抱有怎麼的心態，對於如何寫城市有著明顯影響。

作者的身份，成長背景往往影響他們的創作目的。創作的動機是多元複雜的，可以為商業利益、嬴取奬項、為歷史留下記錄見証等。創作動機可以不是單一的，也不需作任何道德價值判斷。西西居於香港，對本地有著深厚的感情。作品每每表出她對這地的熱愛和祝福。以香港人的身份，替自己居住的城市、家書寫故事。她在《美麗大廈》後記指出，「我目睹這（時間和空間）種種變化，並嘗試把它存記下來。」

可是王安憶又怎麼會寫下一本以香港為主體的小說？《香港情與愛》是以本港「九七大限」為時代背景的小說。當時香港因著傳奇的歷史緣由吸引大批國際上從事各方面研究的學者論述這地，本港和國內的作家、創作人也一同湊熱鬧。王安憶可能亦是其中的一員。雖然她不算是「地道的」香港人，卻是一個上海人，同樣有著「中國人」這樣一個身份，香港回歸還是與她有關的。在重要的歷史時刻前，她以香港過客的中國人身份，盡力融入這城市的氛圍，想像其中市民的心態，為時代留下一份記錄。

結果，香港在兩位作者以及不同脈絡下被書寫成兩種風格的城市。西西筆下，香港被呈現為一個充滿快樂的地方。居住在這城市的人都樂觀積極，樸實辛勤工作，願意守望相助。他們雖然是「平民」（引用作者的說話），有時要為生計憂心，但仍然生氣盎然，熱愛這地，有深厚的歸屬感。相反，在王安憶筆下，香港是一個幸運之神眷顧而得以蓬勃發展的地方。這裏燈火璀璨，夜夜笙歌，是一個典型繁華的鬧市。這裡的人以賺錢為上，著重消費享樂，燈紅酒綠的生活把人的關係拉遠了，真情難求。這裡的人並不愛此地，倒是從海外華僑老魏的言行漸漸流露對這地的感情。

城市一直客觀存在，沉默不語。反而是我們身處內外的人忙著為它說話表態。這

些論述有多少能夠反映城市真實的面貌？抑或只是「我們」借城市之名表達個人主觀的意願？所謂城市小說，可能只是作者的一種書寫策略，以呈現城市生活為

名，抒發個人感受、言志為實。其實這樣並無不妥，反正作者的意識形態早已介入於各種寫作，每個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宣傳著作者的理念取向。

如是我寫……

如果一天，我也有書寫香港的機會，我相信，它必然是一個充滿愛和希望的城市。生活在這裡的人，都可找到他們的理想，享有自己的生存權利和尊嚴。也許，這就是我對「我城」的祝願。
[1] 潘國靈(2005)：<<如是我寫—談城市小說，及創作思考>>, 明報2005年2月17日

注: cus219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