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城》、《我．城》

西西的《我城》在一九七五年於《快報》連載刊登，後來被編輯成書，共有四個版本。從第一版的素葉版（一九七九年，三月）約六萬字增至第四版洪範版（一九九九年，八月）約十三萬字。四次字數增補前後跨越逾廿載。西西以輕鬆調皮的筆觸，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透過這個故事，寫下「我」、寫下「城」；寫下自己的感情，記錄居住的地方，並其中的人和事。若說西西寫出了「我城」，到不如說，西西寫出了我和城。「我」可以是任何讀者，更多的是作者自己本身。而這城，就是當時七十年代的香港。

《我城》是一個由各式各樣的都市小人物組成的故事：有忙著應付升中考試的阿髮，成功受聘成為電話維修員的阿果，負責看門的阿北，在船上當電工的阿游，曾是公園管理員、電話維修員，最後成為警員的麥快樂等。當然還少不了他們的家人、朋友，還有那些目數眾多但沒法記下名字的群眾、移民或難民。雖然這些人物職業不同，性格各異，但作者寫的仍然是「我」。

不論是天真可愛的阿髮、樂觀積極的麥快樂、堅持手製木門的阿北、喜歡周遊各地的阿游、勸奮工作的阿果……他們上學、工作、放假、玩耍；踼毽子、種植物、讀報紙、看電視、上茶樓、打麻雀；釣魚、露營、野餐、去離島。每一個人物言行，同樣表達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對事物的看法。眾人物日常生活雖然不盡相同，但對於這城，還是充滿感情。這些情感，便是作者筆下流露出來的。所以，故事主角在別人出國旅行時，卻選擇留下看清楚這城。當需要抉擇逃亡或留下時，便選上後者。即使出國打工，仍然熱烈詢問這城的近況。這城就是「我城」。「我」，成長居住的地方。「我」和「城」的關係密不可分。

作者愛護所身處的地方，所以藉阿髮班主任和一位陌生人說出對城市的祝願：希望創造一個「美麗新世界」。他重視這城，便透過航海的阿游在外地打探或被問及「我城」的最新消息，表達對居住地的思念。他更希望守護這城，便干讓麥快樂的朋友阿傻誠心地搖出一籤：天佑我城。這些故事主人翁的心意，其實也就是作者「我」的心意。

故事除「我」之外，還有「城」的部份。這個城，就是由各式各樣的人物建構出
來的。這是一個快樂、充滿活力的城。城內的人雖然住在細小擠迫的空間，仍然從打牌獲得的樂趣。雖然要應付緊張的升中考試、不停的做習作，還得在種種植物、踼踼毽子。雖然都市工作繁忙，但假日仍有到郊外露營、約魚、野餐的機會。它同樣是一個急速發展，邁向現代化的城。城市不夠地方用，所以要移山填海，要開始推行火葬。城市面對食水短缺，便在山上炸下一個大洞興建儲水庫。阿果在機構、郊外安裝日趨普及的電話；阿北的師弟建議他用機械造門；打字機取代手寫文字；飛機航班的日愈頻繁……這些都似乎在展示一個進步中的城市。這個城市另外還有些特別。她的「手」和「口」爭吵了上百年的歷史，就是書面語和口語的運用，使住在城裏的人不能「我手寫我口」。這裏還有一個世界上最接近民居的機場，飛機航道與鄰近的民居天台只不過是近在咫尺。

同樣，發展背後，天然環境被破壞了。城市製造出大量的垃圾、污染物，污染水源、空氣、草地、泥土。草變成了黑色，植物都鋪了塵。城內的屋簷愈來愈少，燕子都不留下來。候鳥也不停下，只在這兒作短暫停留。作者更借阿髮的班主任的說話，明言目前的世界不好，沒有理想的生活環境，所以希望創造美麗新世界。（當中指涉的可能不只環境污染問題，但定必包括這方面。）甚至還用上了一個章節，記錄一個完全被包裹的城市。城市內除了「你」和一個不停揮劍的男士，其他一切各樣城市設施皆被塑膠布包裹著，為的是防止空氣污染。

除了描寫城的基本特質輪廓，藉著故事主人翁的個人經歷，把香港的故事慢慢勾勒出來：打仗時，炸彈轟下來使阿北失去了妻子。樓宇價格不知何以不斷上升，公共巴士的票價同樣有升無減。一些人聚集在草地上，可能是示威。麥快樂被調往大球場任職，和球迷於球賽進行中一起擲蕃茄，引發騷亂。阿果和麥快樂及其朋友在露營時偷取菠蘿，菠蘿們「自述」不滿名字被用作土製炸彈的外號，一些無辜途人更因此枉送性命。阿游在船上工作時，訴說城市近況，大量難民從山上、水面各方湧來，有少數探親，有的逃難，還有些於途中喪生。

以上都是「我」的角度之下的我城。既然「我」和「城」已經被寫出來，下一步便是「我」怎樣和「城」建立關係。無可否認，住在城中的「我」是沒可能不去跟她發生關係。然而，會發生怎樣的關係，或怎樣發生關係，則不得而知。西西從一開始已表達對我城熾熱的感情。雖然在身份問題上弄不清楚，他也曾對於這個只有城籍而沒有國籍的地方發出疑問，但他最終清楚表達喜歡這城，願意留守此地。「我」由是慢慢建立出對我城的歸屬感和認同，並且愛護和關懷她。這種愛護之情，可透過作者在末段寫出一連串對未來生活的憧憬和期盼。即使我城遇上了不少問題，即使我城不是理想的地方，作者仍然對她充滿希望，把祝福呈上。

《我城》是屬於西西一系列的城市小說之一，是七十年代的作品。城市小說的其中一個特別之處，就是小說內容和當下的社會狀況有密切關係，這個「即時性」是十分重要的。七十年代的香港特殊背景，可能成為閱讀這作品的時空局限。要更明白作品的內容，就必須了解當時的一些社會背景。當時香港市民多為四、五十年代南下的移民。到七十年代，國內文化大革命迫使一批難民到來。加上越南內戰，當年港英政府把香港宣報為「第一收容港」，大批越南難民乘船湧入。港人身份含糊不清。這些難民移民拋棄原有國藉，申請成為香港人。然而，香港本身也只一個英國殖民地，這才引發「城籍」、「國籍」的問題。還有六七暴動（這才有「土製菠蘿」的故事）、食水短缺（這才有拆掉屋頂收集雨水的故事）、石油危機（這才有收集光管的情節）、位於九龍城舊香港機場等資料。知道這些，才可在閱讀過程中享受更多的樂趣和產生共鳴。

然而，西西筆下的《我城》，似乎亦難於突破城市小說的限制。這個圍繞特定時空場景的作品，主題環繞在七十年代的香港，與今相距三十載。那些於出生並成長於九十年代以後的讀者，便難以領略箇中深遠的象徵含義，和體味作者的幽默技巧。讀者羣與作品相距的年代愈久遠，兩者間的聯繫也就愈疏遠。當然即使去掉背景，這仍是一個含豐富趣味性的故事，有些情節至今亦仍然適用。例如樓宇價格、公共巴士票價持續高企，污染問題愈來愈嚴重，書面語和口語的爭論依然不休。不過，至於什麼是難民？為什麼「菠蘿」會吃人？何謂城籍國籍？等問題便不再顯得重要。讀者其實也大可不必深究。

今天，若作者再次執筆，三十年後的我城到底會怎樣？會否仍是生氣盎然，一個令人快樂愉悅的城市？當中的主角又會否仍然對這城熱愛如昔？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作者在出版一九九九年第四版時，增補了萬餘字，並無損或改變全書的感覺，感覺依然。可見作者對我城的愛由始至今仍未變更。今天，《我城》固然不再是現在的我城。不過，這個作品在西西而言，可能仍然是《我城》──一個關於「我」（他）和「城」的故事。

注: 「閱讀評論」功課

城市小說中的香港

「城市小說」並非一個明確的文學類型。[1]何謂城市小說，到現在仍未有一些清晰的指引和劃分，大概是泛指那些以城市為描寫主體的小說。例如西西的《我城》和王安憶的《香港情與愛》及《小飯店》，都大篇幅涉及城市和城市人的生活描寫，抒發了作者對該誠市的看法和感覺。只是，不是任何小說加進某城市的街道、著名商廈和「地標」就順理成章歸到城市小說之列。相反，即使沒有提及當地街道名稱，它也可以是城市小說。西西另一著作《美麗大廈》就是這類作品，內容沒有明言是書寫香港，只是讀者都讀到香港的影子，是關於香港的城市小說。城市中有形的「實體」未必定是小說的重點，可能城市中更深層隱晦的靈魂才顯露其韻味和精神。

城市小說的出現和現代化城市興起關係密切。城市的「符號」如摩天大樓、商場、霓虹燈，以及城市人現代化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節奏，替小說注入具體內容。特定的歷史時空場景造就了某一類型文體的誕生。沒有對應的物質基礎條件，作者是無法寫出屬於城市的小說。古人未能描寫現代人的心態，而現代作家也只能想像未來社會的景況。

較之於其他文類，城市小說更著重與當下社會的緊密聯繫，場景早已設定於「此時此刻」。作品產生的意義對特定地域的人物、事情和行為尤其重要。文本發生的場景是不會因著更改街道、地名而變得適用於任何一個社會。這份強烈的獨特性也就無可避免成為該文類的最大局限性──當讀者與作品相距的年代愈久遠，兩者間所能引發的共鳴亦隨之受到影響。西西的《我城》、及《美麗大廈》書寫七十年代的香港，兩本小說均是先在報紙上連載，後來才印刷為合訂本。當年的報紙讀者，明白文本的內容和語境，對故事中各種借喻象徵亦無不清楚，享受更多的閱讀樂趣。反之，生長於九十年代的讀者，他們未曾遭受「土製菠蘿」的威脅，不會在九龍城看見機場，也甚少到雜貨店購買糧油石油氣。缺乏過去社會的共同生活經驗，在閱讀那些情節時便感到陌生。

王安憶《香港情與愛》是一個以「九七回歸」前的香港社會為背景的作品。曾親身經歷「過渡」時期的香港人，都能體會到故事中老魏、逢佳在大時代變遷下的心態和處境，甚至不時回想自己的現實情況作比較。但出生於「後九七」的孩童，成長於不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環境氣候也改變了的社會，作品和讀者的距離顯得更遙遠。

無論什麼類型的作品，其意義是透過作者、讀者和社會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而產

生，並且不斷被加以豐富的。所以欲了解一個作品，必需先掌握作者和社會的一些資料，以完全文本的意義。城市小說也不例外。需要思考的問題是：誰（什麼人／身份）在寫城市小說？創作動機為何？城市如何被書寫呈現？
成為書寫城市小說的作家，個人和城市之間的生活經驗是很重要的。不管作家是土生土長還是一位過客，他們對該城市的認識足以影響其作品的內容。西西雖然不是生於香港，但從小便移居這地成長。在港生活多年的經驗，使她深入了解和認識這裡的人和事，書寫起來細緻動人。她筆下的人物只是普羅市民，如《我城》中的電話維修員阿果、負責看門的阿北和忙著應付考升中試的阿髮。在《美麗大廈》中，故事圍繞住在梅麗大廈的居民，這裡只有少量的人物是有名字的，如麥嬸、老師羅先生羅太太、管理員榮伯（這不表示他們是主角，故事中佔著較重的戲份。）；其他更多是以「你」、「我」、興記老闆、郵差稱之。兩個故事同樣描寫社會上的「小市民」、「小人物」的生活為主。

作者既在本港成長，便從個人經驗出發，把日常生活碰到遇見的點滴都記錄下來，當中並包括了許多平日被人所忽略的細節，這方面在《美麗大廈》尤其突顯：大廈的電梯、走廊、清潔運動、民政官「落區」視察民情、大廈保安的問題等，這些「鎖碎」的「小事」成為故事的主要構成部份。「我把鐵閘推上，折入水渠，形態的長廊。」（頁2）、「走廊的地臺是一方塊一方塊白石小磚…在石片與石片之間，淺裂著細長的坑道。」（頁2）、「衣著粗厚的婦人開始在人叢中提拖一柄掃帚清理電梯前面的一堆廢物，包括揑縐了的紙巾和不曾完全熄滅的火柴枝、牙籤及橙皮…」（頁33）走廊的形狀、石磚，還有詳細廢物的種類，她把一幢香港大廈內部設備，居民營營伇役的生活、衣著、對話、甚至鄰居之間的互相稱呼都勾勒得具細無遺。這份仔細，非得在香港住上多年的作者可以及會選擇刻劃的。

王安憶在港只是一個旅居者，一個過客。她所接觸和眼中的香港，必定異於西西。在《香港情與愛》中，她著墨於男女主角的心理描寫，情感狀況。她筆下的香港，符合一貫的主流論述：它的燈火是通宵達旦的（頁5）；香港的禮品是百無一漏、萬無一失、天羅地網式的（頁58）；霓虹燈招牌是如林的…遮擋了二樓和三樓的窗戶（頁76）。為了進一步提醒讀者這是一個關於香港的故事，北角的公寓、麗晶酒店、香港的什麼什麼等地道名詞，都有著頻密的暴光率。可能作者擔心未能準確書寫本地的風格，唯有不斷借用權威性的統稱正名。

作者明白自己對香港認識有限，所以也巧妙地把故事傾側於「情與愛」的部份，細膩老魏、逢佳那似有還無的複雜感情與交易關係。值得注意的是，老魏是海外華僑，逢佳是新移民，兩位主角同樣是香港的過客。這樣，作者更能準確了解和捕足其心態。反之，香港在洋洋萬字中只有宏觀粗疏的普遍述載。再加入大量個

人想像，旁觀香港看為傳奇神話的載體，替她找出解釋，以豐富讀者對這城的印像。

若以王安憶《小飯店》來比較，便發覺焦點風格和《香港情與愛》分別頗遠。場景設於上海弄堂裏的一間小飯店，描寫店內的打工妹、洗髮女郎、外省民工、走販、小飯店老闆和老闆娘的眾生相；記述他們行為百態、用膳及工作情況，仔細程度與西西《美麗大廈》甚為相似。當西西寫下雞蛋仔的價錢時，王安憶亦記下「一葷兩素」或「兩素一葷」的飯菜是幾塊錢。

《小飯店》的背景上海其實也就是王安憶從小移居長大的地方。她和這地的關係與西西和香港的相似，同樣沐浴於本土的大眾生活基礎之中。她們的身份是當地居民，是「局內人」，關心和留意的對象自然有別於過客（他者）。作者以什麼身份及抱有怎麼的心態，對於如何寫城市有著明顯影響。

作者的身份，成長背景往往影響他們的創作目的。創作的動機是多元複雜的，可以為商業利益、嬴取奬項、為歷史留下記錄見証等。創作動機可以不是單一的，也不需作任何道德價值判斷。西西居於香港，對本地有著深厚的感情。作品每每表出她對這地的熱愛和祝福。以香港人的身份，替自己居住的城市、家書寫故事。她在《美麗大廈》後記指出，「我目睹這（時間和空間）種種變化，並嘗試把它存記下來。」

可是王安憶又怎麼會寫下一本以香港為主體的小說？《香港情與愛》是以本港「九七大限」為時代背景的小說。當時香港因著傳奇的歷史緣由吸引大批國際上從事各方面研究的學者論述這地，本港和國內的作家、創作人也一同湊熱鬧。王安憶可能亦是其中的一員。雖然她不算是「地道的」香港人，卻是一個上海人，同樣有著「中國人」這樣一個身份，香港回歸還是與她有關的。在重要的歷史時刻前，她以香港過客的中國人身份，盡力融入這城市的氛圍，想像其中市民的心態，為時代留下一份記錄。

結果，香港在兩位作者以及不同脈絡下被書寫成兩種風格的城市。西西筆下，香港被呈現為一個充滿快樂的地方。居住在這城市的人都樂觀積極，樸實辛勤工作，願意守望相助。他們雖然是「平民」（引用作者的說話），有時要為生計憂心，但仍然生氣盎然，熱愛這地，有深厚的歸屬感。相反，在王安憶筆下，香港是一個幸運之神眷顧而得以蓬勃發展的地方。這裏燈火璀璨，夜夜笙歌，是一個典型繁華的鬧市。這裡的人以賺錢為上，著重消費享樂，燈紅酒綠的生活把人的關係拉遠了，真情難求。這裡的人並不愛此地，倒是從海外華僑老魏的言行漸漸流露對這地的感情。

城市一直客觀存在，沉默不語。反而是我們身處內外的人忙著為它說話表態。這

些論述有多少能夠反映城市真實的面貌？抑或只是「我們」借城市之名表達個人主觀的意願？所謂城市小說，可能只是作者的一種書寫策略，以呈現城市生活為

名，抒發個人感受、言志為實。其實這樣並無不妥，反正作者的意識形態早已介入於各種寫作，每個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宣傳著作者的理念取向。

如是我寫……

如果一天，我也有書寫香港的機會，我相信，它必然是一個充滿愛和希望的城市。生活在這裡的人，都可找到他們的理想，享有自己的生存權利和尊嚴。也許，這就是我對「我城」的祝願。
[1] 潘國靈(2005)：<<如是我寫—談城市小說，及創作思考>>, 明報2005年2月17日

注: cus219 paper

回應邱黯雄:《對現狀的思考和藝術家的責任》

問: 試運用你在本課討論藝術與政治之間關係的心得，並綜合或選擇運用各相關理論家的見解，以及有關歷史的經驗，回應作者邱黯雄在《對現狀的思考和藝術家的責任》一文。
　
邱黯雄在《對現狀的思考和藝術家的責任》一文中，強烈批判當代的「前衞」藝術家，指控他們空有「藝術家」之名，卻失去藝術家應有的藝術精神，忘卻對社會的責任和承擔；對名和利熱衷追求，卻停止找尋理想。

對於邱黯雄，「藝術家」這個身份是神聖的，甚具使命感。藝術家對社會、生命、歷史、文化承傳各方面都要負上道義上的責任。他們是「精神的覺者」、「靈魂的守望者，是與生存的虛妄爭鬥的苦行者，是向人們敝開生命真實的一扇門」。作為藝術家，就應該對藝術負責，要平實地把自己的作品做好，賦予作品更長的生命，成就永恆的藝術。可惜，過高的期望令邱黯雄對當代的中國藝術家感到十分失望。

就作者而言，八十年代時的中國藝術家仍能保持一貫藝術家的應有態度及遺風。這可能跟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當時中國官方嚴格控制意識形態，資訊又並不發達，加上社會局勢長期處於不穩狀態，艱苦的生活使藝術家更易對生命作出反思。他們談藝術，談精神，為藝術觀點爭論，並模仿西方的文藝精神。但這風氣並未能一直維持。作者認為，九十年代以後的中國藝術家似乎已經變了質。他們只追求藝術形式表面的美，缺乏內在底蘊精神，品味低劣庸俗。他們不談藝術觀點，不再對生存作出嚴肅的思考和反省，卻醉心於名和利。這為作者所鄙視，並作出強烈批判。

作者認為，導致中國藝術家精神「衰落」的主要因素是和媒體發展有關。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政府對媒體的操控有所放寬，科技資訊及媒體的高速發展和更新，令當代藝術充滿多元性。這些發展和更新，使藝術家可以透過包裝及操作，即使以較少的傳統技藝，同樣亦能製作「一鳴驚人」的主流藝術品（商品）。當代的藝術家只不過是「商業機器奴役的消費品生產者」，生產時髦刺激的商品。

作者提到五十年代在歐美流行的「波普藝術」。波普藝術打破了藝術和生活的界限，將繪畫從現代主義裡解放了出來，取消藝術和生活的界限，消解高雅藝術和通俗藝術之區別，讓藝術接近人民大眾，開展後現代藝術的第一步。其精神著重對社會作出反思批判，認真地審視生存問題。它曾經影響中國前衞藝術的發展。可惜，當代的中國藝術家有不少成為文化工業生產者，把‘通俗’變成‘庸俗’，並刻意賣弄高尚，而不是高雅。他們似乎把波普藝術的精神完全捨棄。

　作者如此關注重視當代藝術家的問題，和他關心中國國情可謂一脈相承。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經濟急速增長的同時帶來各方面社會的嚴重問題。例如黃曉明在＜半張臉的神話＞一書中透視中國正要面對的問題包括環境破壞、社會公共政策、貪污問題嚴重、監管企業不善等等。人民開始熱切追求物質生活，崇拜個人「成功事蹟」及其一切象徵性的符號、品牌、標籤，忽略原有的精神生活。然而，社會的劣況並未由當代的藝術家揭露出來。相反，他們積極合謀參與建構這一切屬資本主義社會的神話，為了滿足個人利益而放棄作為藝術家應有理想抱負。故此，作者為之憤慨。

　本人欣賞作者對「藝術家身份」的執著和信念。本人亦不反對在有命力的藝術作品是能反映當代社會狀況，甚至預言社會未來。不過，他對現代媒體的評價似乎過份簡單片面。當代藝術的多元性及媒體進步，擴闊了藝術家的創作思想空間。他不屑的藝術家的「一個新的點子」，加上包裝和操作流程就得以流行。但他忽略了藝術家創作這些「點子」時，也同樣花盡心思精神。而這些產品是或者成功，或者失敗，並無絕對的。產品能夠成功，可能背後已反映當代社會的一些實況。生產者在生產「商業化藝術品」時，必須清楚明瞭消費者的心態及社會因素，難以憑空想像。

　作者對藝術家身份，有著崇高的理想形象，認為要對社會及生命負責。本人對他這份熱情，實在欽敬。但是，各人對「藝術家」這抽象的名詞有著不同的理解。什麼是藝術家？追求什麼？負責什麼？為誰負責？對於這些問題，各人的意見定論也不同。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他們各自選擇追求自己的理想。有些理想可能「庸俗」、「不高尚」。然而，在一個真正自由開放的社會，是否應該可以包容所有不同的意見行為聲音呢？單單批評責罵是無濟於事的。這批為作者所不認同的藝術家，不會因為作者義憤填膺的言詞而改變過來，卻只會死守「人各有志」這一個堂而皇之的盾牌。若作者決心改變當前的局勢，似乎需要以不同的方法包裝炒作一番，以他們的語言，進入他們的世界，從而徹底改變他們的思想。

注: 「藝術與政治」功課

評張廣天《美是一種戰鬥力》

問: 試運用你在本課討論藝術與政治之間關係的心得，並綜合或選擇運用各相關理論家的見解，以及有關歷史的經驗批判地檢視和評論張廣天＜美是一種戰鬥力＞一文中，所提出的“人民美學”的見解和主張。
　　
　張廣天在＜美是一種戰鬥力＞一文中，首先介紹“限制性暴力機器”和“滲透性力機器”的兩種國家統戰的觀念。解釋兩者的分別和歷史的演變進程，提出對造就“滲透性暴力機器”的客觀環境因素。從而再提出“人民美學”的概念、基礎、本質和行動戰略，表達渴望粉碎滲透性暴力機器，爭取勝利。
　
　從前的政府經常建立強大的限制性暴力機器，以強硬手段監控手民的思想，恫嚇全體人民，以鞏固政權。那時統治集團的注意力都圍繞上層建築，並未滲透一切，使世俗的生活趣味留有空間發展。可惜民間此時也沒有有效地利用美學趣味去爭取和改變自身的環境。逐漸，統治者意識到滲透性的暴力機器比限制性暴力機器的威力更大，而且可以有效大幅度降低成本。他們開始投放資源到民間時尚、世俗品味各方面，以潛移默化的手段暗地裏操控改變人民的思想，創造有利其統治的神話。這是無可否認的。

無形的帝國主義藉著工業化發展、收編所有的民間藝術，規範化的大規模生產；透過商業消費、流行文化、媒體事業等各方領域，進佔世俗的時尚品味空間，主導大眾的審美趣味。這些籠絡人心的措施，使人民變得麻目。大伙兒只管拼命追求時尚，緊貼潮流尖端。卻忘記反思生活，放棄鬥爭、革命，統治者也得以長治久安。於是，作者重新提出人民美學的運動概念，希望挽救當前局勢。

根據作者描述，在限制性暴力專政時期，初期的世俗美學和人民美學站在同一戰線，成為抗爭資產階級美學和整個統治美學對立面。可是在滲透性暴力專政時期，部份的世俗美學與統治集團合謀，與人民美學對立起來。自此，變了質的世俗美學成為統治者的同謀，使人民的聲音意見變得單一化。

人民美學的基本立場是從世俗審美活動出發，包含積極人生革命價值觀，能夠體現嚮往解放的一面。不過，不是所有民間創作都等同人民文學。雖然人民文學是從世俗生活出發，但它的內容並不包含低俗趣味。相反，它「通俗並不庸俗，高尚並不高雅」。

在作者而言，人民美學的基礎就是人民的立埸。人民是擁有具體性和行動性的特質。人民群眾從數千年被壓迫剝削的歷史中，逐漸確立反抗和鬥爭的人民立場。所以，人民美學是鬥爭的美學，也是創造的美學。民間美學體現了美的原則──就是能夠反映事物的本質。作者舉出劇作家布萊希特欣賞中國傳統京劇的原因，就是在於其可以以「行當化、程式化、虛擬化、結構化」表達生活的事物的本質。京劇的形式刻意使觀眾保持距離，但其美學卻與觀眾的生活產生共鳴。這樣的藝術才能更有效地使觀眾審視人生，實現鬥爭的目的。

緊接上文，作者提出以「文藝遊擊戰」為戰略運用。他覺得人民美學需要負起解放運動的先鋒使命，主動出擊，與權力和資本操制的暴力機器進行抗爭，以文藝進行革命。第一步就尋找敵陣的弱點，再建立根據地。首先向那些仍未受主流藝術媒體污染的群眾，以民間藝術薰陶他們對生活、對美學的觀感，繼而揭發滲透性暴力的陰謀，令他們產生認同。另外，爭取在文學、美術、電影等滲透性暴力仍未能攻下的戰線建立生存空間，穩固陣地。第二步，就是懂得利用資產階級的廣播宣傳技倆，以革命的包裝炒作對付反革命的包裝炒作，去接近、影響並改造人群。第三，革命家當把自己塑造成有人格、素質和世俗魅力的人。它們是美的武器，可以有助發揮美的戰鬥力。這樣才有機會迅速影響民眾心頭健康的一面，擴大戰線及革命力量。第四，明確地指出文藝作品的美學價值是在於殺傷對手和激勵民眾。創作大量的民間藝術，使更多的群眾可以自己掌握文化創造的知識，帶來更持久的果效和影響力。

綜觀全文，作者清楚地說明限制性暴力機器和滲透性暴力機器的歷史發展進程及所帶來的影響，從而進一步揭示當下資本和權力對群眾思想操控的真面目。他充分了解現時大眾審美和時尚追求趨向單一化的危機禍害，於是重新審視人民美學的真正目的及意義──在於創新和鬥爭，並且建議四項具體實行文藝革命的可行方法，為文藝戰事提出了一個清晰可繼續前進的方向。

注: cus216藝術與政治 功課

本雅明：機械複製與“韵味”的消失

本雅明是一位本世紀佔著重要地位的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家。一八九二年，他出生於德國柏林的一個富有猶太古董商之家。先後就讀於多所大學，並在伯爾尼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在柏林和巴黎擔任記者和翻譯家的工作，亦曾為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新校工作。他透過閱讀盧卡奇的著作，及認識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因而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他影響深遠。當機械複製技術正積極發展之際，他觀察到這種新技術為傳統藝術所帶來的影響和衝擊、並大眾審美觀念的改變。傳統藝術中的“韵味” [1] (aura，或譯作“氣息”，“光暈”，“味道”等)正被代之而起的“震驚”效果取代。

盧卡奇表示，藝術是源於社會的生活需要。人類透過模仿日常生活的社會經驗，以藝術反映出來。每樣的藝術品，都是由長久而來的觀察，加上創作者的主觀情感而生產的。而且一直以來，藝術多為宗教服侍。藝術創作無可避免與儀式化、崇拜觀念聯繫在一起，具有神聖、莊嚴、權威、永恆的性質，集中在某些人手裏，普通民眾一般難以親近。本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表示，隨著機械複製技術湧現，一種新的文化將會在西方社會逐漸形成。將會導致“傳統的大崩潰”。他指出：

即使是藝術作品的最完美複製品，也會缺少一種成份：它的時空存在，它在其偶然問世的地點的唯一無二的存在。藝術作品的這種唯一無二的存在，決定了它的歷史。在它的存在的全部時間裏，它都是歷史的主旋律。[2]

本雅明明言，傳統藝術品是獨一無二，只存在歷史上的「此時此刻」。這件原作是“真”的，可以追溯它的起源及流傳經過，也就是它的歷史。從原作中可以體會當中的“韵味”，而“韵味”亦只是原作藝術品所獨有的。由於技術及地域所限，原作藝術品的流傳是有限度的。直至二十世紀，機械複製技術開始被廣泛認用於生活各方面。基本上，一切的藝術技巧都可以進行複製。傳統藝術品可以無限量地複製、生產，同一時間可以有成千上萬的複製品出現。時間、地域等各因素都不再成為阻礙作品流傳的問題。原作品以高速流傳至作者所不認識甚至已不存在的空間國度。群眾可輕易接觸甚至擁有這些複製品，兩者之間的距離大大縮短。然而，複製品只是大量無意識的生產，原作品所包含的韵味及神聖在被複製的過程中消失。藝術品“獨一無二”、“此時此地”的特性，還有它們的重要性及獨特地位亦日漸衰落。

本雅明認為機械複製和這和舊社會的人工複製技術是截然不同。第一，“技術複製比手工複製更獨立於原作”。[3]這是顯而易見的。凡手工複製，如畫家、雕塑家，在創作期間，他們專注觀察外界事物的全部，經過主體性思考而把原作或現實再呈現出來。即使同一構思，意念相近，製成品之間也仍有分別。著名畫家竼高親繪數幅形式與內容相似的名畫＜向日葵＞，但各自仍有不同的表述特色。另外，基於人的限制，臨摹高手也實在難以把原作絲毫不差地完全複製。相反，技師（不是藝術家）力求成功百分百複製一件藝術。他們注意力在於改善生產模式、器械設計，以不是藝術品的原作。原作的地位在機械複製技術中是較獨立，不被重視的。

第二，“技術複製能把原作的摹本帶到原作本身無法到達的地方”。[4]正因如此，藝術品得以大範圍遠距離流傳，成為大眾傳播的先聲。藝術不單是「流傳」，更可以是「流行」。從前，傳統文化藝術需經過長年累月，透過代相傳的方法流傳到後世。技術複製恰好相反。它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把藝術廣傳開去，在群眾社會中流行起來，不受時間空間所約制。這種新形成的傳播模式，使社會上出現共同性或集體性的機會大增，導致社會文化的產生，日趨政治化。

在本雅明看來，傳統藝術和複製品是有分別的。生產藝術模式轉變，成為傳統藝術品中“韵味”消失的原兇。首先，複製品的泛濫使藝術品的獨一性地位受到動搖；真和假的分野模糊化，真實性觀念變得毫無意義。有一齣電影，內容是關於男主角擅長複製名畫，模仿真跡出售以圖利。後來，名畫真跡的持有人因誤會，把假的畫誤以為真，燒掉手上的真跡，並置仿製品於藝術館內。只有男主角才知道真相。這電影正好刻劃了辨別真假在當下的意義。

其次，傳統藝術品多附庸於宗教崇拜之上。當藝術品用以進行宗教儀式時，民眾都抱著崇敬的心來「朝拜」它。其珍貴價值即表現在這一時一地的神聖時刻，傳統所賦予的意義上。不過，複製技術使更多人可以擁有藝術複製品，打破藝術的原有展示空間，增加流動性。它們或許被添置私人家中欣賞、或許被購入成為機構裝飾；藝術的「展示價值」以大大更改，變得更平民化、大眾化。

再者，藝術的永恆性亦受到破壞。從前的藝術品十分著重當中的永恆性、完整性。古羅馬、希臘所雕塑的神像是以一整塊原材料製成的。雕塑家都抱著不可修改的心態完成作品，成就永恆的價值。可是，現在的機械複製是可修改的：電影可以剪接删改、相片也可在沖印時加上特別的效果；一件複製品，可以分成不同部份，交由工人安裝重組……可修改的技術使複製品失卻藝術中永恆性。

透過以上一些分析，除了進一步明白了韵味怎樣從被複製過程中消逝，還可以想像複製技術為當時社會帶來了何等巨大的衝擊和震撼。過去一直為人熟悉的固有傳統藝術模式，在二十世紀時經歷翻天覆地的轉變。

本雅明提出韵味在傳統藝術中日漸消失的事實，但並沒有大力反對機械複製技術的。複製技術動搖當時民眾根深蒂固的思想，速進大眾文化的湧現。而大眾文化的出現，是有助社會統建群眾思想。縱然有學者擔心這或許會成為國家利用的工具，以達至其政治目的。然而，本雅明對其抱有積極樂觀的心態，對它充滿憧憬。他看見這股新興的社會力量日益聚集擴大，認為它可以發掘社會潛能，作為鼓動革命的一種力量，改變社會。



參考書目：
周賓：＜二十世紀西方美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本雅明：＜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浙江攝影出版社1993年版。
馬馳：＜新馬克思主義文論＞，中東教育出版，1998年版。
劉昌元：＜盧卡奇及其文哲思想＞，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版。

[1] 所羅門編：<馬克思主義與藝術>,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頁。
[2]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文選，第241頁。
[3] 本雅明：＜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浙江攝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6頁。
[4] 同上。

注: cus216 功課

印度喀拉拉: 民眾科學運動--掃盲

喀拉拉邦的成功，為地區自治的經驗提供一個很好的借鑒。開拓更多不同的向度和可行性。喀拉拉邦原只是印度西南部的一個小城邦，十多年前極其窮困。透過地區自治，村民生活獲得極大改善。雖然物質生活在一般人眼中仍然缺乏，但其精神、心靈比大多數處身發逹國家的群眾都來得富庶。也許，我們這些所謂「已發展」地區城市，是否應該吸取喀拉拉邦的經驗，在困境中尋求出路？

印度「民眾科學運動」有悠久的發展歷史。邦與邦之間不同的民眾科學運動獨立運作，但組成一個名叫「全印度民眾學聯網」AIPSN，（簡稱「全印科聯」），定期交流經驗。所謂「民眾科學運動」，便是把科學從有權勢者操控的手中奪回來真真切切的為民眾服務。過往科學知識都是被一小掫所謂權威人士、學者壟斷，遠離民眾的日常生活。那些「斬件」、割裂的科學知識無法與民眾相結連，產生關係。它們並不能根本地改善民眾的生活，卻進一步鞏特權階級的固利益。日新月異急速發展的科技，令大多數的弱勢者對其越加依賴。當上層與下層對科技知識的鴻溝愈來愈大時，社會分化亦愈加嚴重。民眾科學運動正為此開創一條出路：　讓科學回歸民眾。而「人民計劃運動」的推行，民眾可以投入參與科技的討論，決定怎樣及如何應用於實際生活上。一切從人民出發，以人民為重心。這和傅柯有關管治(Governmentality)的討論不謀而合。

喀拉拉邦是印度各邦中發展得最好的。在一九九六年，「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KSSP( 簡稱「喀科運」)獲得「優秀民生奬」（Right Livelihood Award），被表揚為「促進了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不論是掃盲運動或是其他民用科技項目，其出發點都是以人為重心，以村民的意願為主體。和現今一般的農業研究不同。參與其中的科學家並不是以高高在上的位置，「君臨」村莊，為村民帶來「拯救」。他們不以農村為落後的象徵，把割裂的、約化的「先進科技」引入其中，盲目追趕現代化的生產模式：大量生產，耗盡天煞資源。相反，這些科學家和專業人士，進入地區社群，與村民一起因應他們的日常生活、文化社會經濟等現象，來拼湊、改造合適他們的生產。這概括了他們對理想社會的模式，一套與主流不同的哲學觀：追求自給自足，簡樸充實的生活。

從喀拉拉的例子，使我們明白到背後存在的是一套怎樣的管治理念。這套管治理念是從個人為主體、由下而上的「另類」模式。謂之「另類」，純粹指出它跟現時主流强勢對管治的理解和習慣的不同，無半點貶低的意思。

管治（Government），其實充滿濃厚的道德味道，可詮釋為塑造（我們的）道德標準（Conduct of conduct）。它或多或少是一種已計算的理性活動。透過當權者及機構採用多元化的技巧和知識，以群眾的興趣、欲望、信念來塑造大家的道德標準，導至相異的結果和影響。而且，管治還可包括自我的行為實踐（Practices of the self）。喀拉拉的例子便是這樣的一個向度。它所實踐的地區經濟計劃，主要是從個體出法的，牽涉到個人的自我管理。整個的民眾科學運動，包括掃盲運動、各項民用科技發展，都是由民間地區主導的。政府下放權力，讓各區按著自身既有獨特文化和個別情況，自己管理自己，為該區訂定最合適的發展計劃。包括喀拉拉以內的民眾科學活動，都是由村民自發自覺展開，當中並沒有印度中央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干預，讓事情得以順利繼續。從政治制度上，這種「自治」的向度是顯而易見的。

不過，若從另一層面切入，村民所信奉的一套哲學思想，便是道德層面中的「自治」，村民的行為操守及價值觀，都深受其影響。他們自覺有改變現狀的必要，於是齊齊起來參與相關運動。透過「掃盲」運動，文化種子植根，公眾討論變得熱鬧，他們思想開始跳動，對一些看似理所當然的傳統展開反思，批判，甚至革命。印度婦女的地位在運動過程中得以提升，得以重拾自尊自信，便是一個最佳的例子說明。由始可見，思想改變，同時會帶來生活上的變革。

今時今日的香港，所面對的問題同樣是貧富懸殊日益惡化，社會各階層的矛盾、對立情況劇增。失業率依然高企，職業再培訓課程幫助不大，「低技術」、中年人士的失業情況仍然嚴重。基層市民的生活倍添艱苦。政府雖然不斷提出各項措施「救市」：上環大笪地、維港巨星滙、藝墟、皇家馬德里訪港……但這些都只是「花招」、「虛火」，實質效用不大。港府曾經提出要推動本土經濟、地區經濟：各區發展現、發展其獨有特色，吸引市民及遊客。可是全都欠缺成效。喀拉拉邦發展經濟地區的寶貴經驗，實在值得我們的政府借鑒。

喀拉拉，以至印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和我們相距甚遠，但其圖書館數目巨、文化事業發展之旺盛及濃厚的閱讀風氣，我們實在望塵莫及。要有思想上的變革，文化閱讀風氣的普及不可少。政府應該學習喀拉拉推廣普及閱讀的習慣，而這習慣並非只在各校園內推行，絕不應忽略市民大眾，尤其是那些基層人士。印度政府在教育支出雖然大幅削減，但仍佔國家總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八。反觀香港，教育開支經常只徘徊在百分之十八，而且近日還有大幅削減（事在必行）之勢。印度的教育制度令有志讀書的人都可得到滿足，而本港近日的言論是指大學生數目過多，有檢討的需要。難道港府認為大學生數目已經很充裕？它的確有安於現狀、知足常樂的「美德」。

此外，港府亦有需要檢討所謂的地區經濟發展藍圖。港府所推行的所謂「地區經濟」，根本只是虛有其表。政府只是一廂情願、或是跟從所謂的專家顧問報告，「建議」該區的發展方向及可行性，未有徵詢地區居民的意見，便充充成交了事。完全忘卻地區經濟之所以能成功，地區居民的主動參與介入是很重要的。沒有地區民眾的參與，那些由政府推廣的所謂地區特色，與群眾沒有絲毫連繫，也就和一個大型佈景板無異。喀拉拉邦的成功經驗，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希望政府會加把勁，追趕落後的步伐。

注: cus329 考試

陳太舊聞: Intergrity & Honesty

陳方安生（下簡稱陳太）在一個美國商會發表了她對領袖的一些意見和看法。曾經作為董特首第一副手的陳太，在當前這個政局不明朗、特區政府嚴重缺乏威信和聲望的時刻，公開發表這些敏感和尷尬言論，實在難免令人不作他想，企圖揣摩她的弦外之音。

　　陳太是殖民地時期首位華人布政司司長。回歸之後，她繼續擔任政務司司長。港英式的管治必定和毫無政治經驗的商人董建華有所出入。陳太這位由殖民教育培養出來的精英，經過多年英式領導的公務員行列洗禮，再過度「九七回歸」的歷史性一刻，相信這位「兩朝元老」必定感觸良多。其言論也自自然然產生一定的權威性。她在任期內提前退休，不少推測是她和特首處事作風不同有關。「七．一」之後，特區政府的聲望屢創新低，特首董建華更成為眾矢之的。這次陳太發表關於領袖的言論，令人或多或少把她提及的領袖聯想至董特首身上。

　　陳太首先多次强調一位好的領袖，必須學習符合應有的道德操守：直正(integrity )和誠實(honesty)尤其重要。現實中雖然沒有任何規定和守則規定領袖的道德要求，但身為一位領袖，更應該自覺地奉行遵循這些價值觀。接著，她又提出一位領袖是必須為自己的決定而負責任的。她覺得身為香港的領袖，應該意識到香港和中國是有分別的。而妥善地處理各項轉變，是很重要的。面對回歸後的香港，需要懂得辨別哪些事情可以變，哪些則不能。

　　陳太又透過分享自己從前鼓勵下屬直言的事例，帶出領袖的另一質素，就是要敢於在當權者前提出事實的真相，不怕權威。最後，她提到一位有自信的領袖是不會害怕選用賢能的，又應栽培那些意見一致的接班人。因為有些時候出現了領袖真空的情況，便是由於他們不曾培養接班人。

　　陳太這番言論，很明顯是指著董特首說的。她提出多項一位好領袖的應具備的條件和質素，目的是想指出當前的領袖（董特首）並未能具備這些條件。近期特區政府所施行的各項政策幾乎「多做多錯」。ＳＡＲＳ、强行為二十三條立法、梁錦松涉嫌偷步買車、事件維港巨星滙、填海事件、大學削資、平等機會委員會的風波……每樣獨立事件都影響著特區政府的威信。而當性質相似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時候，特區政府的名聲便一落千丈。董特首經常處理事情不當，在多次涉及到人為錯失的重要事情上，他經常擺出「護短」的姿態，「高官問責制」原來只是有問無責的。若把陳太對領袖應有的形容詞套到董特首身上，便得出「董特首不是一位好領袖」的結論。

　　不過，陳太的言論看似豐富的言論，其實只是老調重彈，並無新意。她這番話，相信隨便一位市民都可演說一番。她自己也不自覺地跌入一些似是而非的霸權主意之下。她所說的話，都是我們小時候在老師教的。當然，老師本身已具備一定的權威。學生自小便被教導要聽老師話，往往對他們恭敬有加，視老師的訓悔有如金科玉律。為人要誠實、忠厚待人、負責任。這豈不是今天陳太的演說嗎？

但這番話其實有多太可信性，相信陳太自已也心中有數。前美國總統克林頓政績被受推崇，其道德操守豈不是一蹋糊塗？記得當時有一個調查，結論是港人寧可要一個道德有損的克林頓為領導，也不想要信奉儒家思想但缺乏才幹的董特首。這可以說明誠信和一個成功領袖是否有必然關係，只是一個錯覺而已。它大慨只是當權者建構出來的意識形態，好讓群眾會在不知不覺間乖乖地做一個順民，有利其統治。相信陳太可以平步升雲成為首為華人布政司司長，和本身是一個順民實在不無關係。

　　九七以後的特區政府基本上隨了在回歸初期享受了片刻歌舞昇平的日子，自金融風暴以後，它完全處於「被捱打」弱勢狀態。整個政治大氣候都是不穩定，特區的管治是在充滿矛盾的氣氛下久延殘喘，大家都期盼董特首任期完結的一天，可以帶來新的氣象。不過，正因為它是如此的矛盾弱勢，才可以成為研究管治課題的一個有趣例子。

　　香港有趣的地方，因為它是世界上第一個實施「一國兩制」的地方。一個國家，遵行兩種不同的制度。某程度上，這是事實。本港的法律和國內的法律已經是一個很明確的例子。大部份在港受審的案件均不會受國內影響，可以獨立審理。不過在遇到非常情特殊況下，本港的審判是可以給中央推翻的。她享有終審的權力。例如當初特區政府要求人大釋法，阻止大批國內人士內港。其實這情況九七前也是如此。所以，香港政府並不是可以完全實行地方自主的。

　　其實，特區政府經常處於一個尷尬的管治位置。首先，特首只是由八百名人大代表選出來的，沒有並遍的認受性，所以推行政策並未能暢行無阻。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央差派的「橡皮圖章」。他既由中央「欽點」的，又怎能不跟從其指示呢？不過大家都仍然相信「一國兩制」這個神話而已。

港人常希望與國內中央保持距離，盡享超然的「獨立自主」地位。不過，當近年經濟低迷的時候，港人卻又希望政府回京「求救」，尋求中央協助，希望可以背靠神州，改善經濟狀況。所以，面對香港的管治問題，相信港人自己也摸不清。簡單來說，他們希望繼續「自治」，只是在經濟問題、利益上，祖國可以拔刀相助，就最好不過。

注: cus329 考試, 不好意思, 忘了當年的背景

A.I. & Blade Runner : Inequality in human world

A.I. and Blade Runner :The inequ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s or human and human ?

Both A.I. and Blade Runner are science fiction movies. They are highly imaginative about the fantasy of future of human beings. It is an era of intensive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mechanization. Machines have already integrated into all part of human daily lives. Robots are made as the most advanced form of machines. They, then, are given the appearanc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t as if human beings. At last, human emotions are also developed in robots. It arous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than ever.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find out why human need and thus invent varies machines in future. The most obvious reason is to improve the living quality. Mechanization and automation can reduce working hours, avoid working in dangerous environment and have a more comfortable live. In both films human live in a highly modernized home. Human have computer to identify the flat owners, secure and look after their homes. House-working machines are used. Transport is also employed advanced technology.

In A.I., development of machines is mainly to fulfill the human wants and desires. For example, parents want to have robots to replace their children. Human want to satisfy sexual desire instead of other human beings. However, in Blade Runner, it is a dystopian world. The opening narrative mentions that the earth is suffering from resources scarcity after the global disaster. There is a tight control of population growth. Machines and robots can save energy since they need no further resources once they are produced. Thus, many machines are produced to work for mankind. It seems a necessity.

In two films, machines are widely used. Roberts are produced large in scale in both worlds. They are smart, efficient, less or even no resource is consumed and never need to take rest. They are made to serve, to entertain and do all the disguising jobs for human. Roberts who have human appearance are called ‘androids’. In A.I., there are sex-providers androids, home-taker (Teddy) and child androids (David) etc. In Blade Runner, transportation, animals and replicants (Roberts have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human) etc. are found.

However, in many cases, machines and robots are manipulated and exploited by humans. 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stop working unless they are no longer function well or new models are invented. When machines become useless, they will only be dumped away as rubb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s are always unfair. Human remains a superior position over machines. Human can like, love, hate, abolish, torture or even destroy machines. Machines can only accept their ‘destinies’.

In the opening scene of A.I., a female android is being tested in a front of many executives of a Robert company. She is hurt by a sharp needle, embarrassed laugh by the executives and asked to put off her clothes (most of the executives are male). She obeys all the instructions without defying them. All the executives treat her as tester only.

In Blade Runner, the opposition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s is more severe. The human- like robot is called ‘replicants’. Once they are not in use or when they are out of order, they are forced to ‘retire’ i.e. exterminated by government agent. Human who work for this is known as Blade Runner. Deckard is a Blade Runner yet, he regards himself as a ‘killer’.

At the beginning, it is no problem and nothing wrong to ‘treat’ machines in ‘bad way’ as long as they are just something inorganic matter to assist human beings. However, as time goes by, more advanced technology is developed. Artificial intelligent is developed. It makes machines, mainly robots, have sensational feeling and human emotions. Robots can love, be happy, feel painful or fear etc. They are even implanted with human appearances and named androids. They are no longer merely inorganic metals. Shall human being treat them more then just machines? What should be or should there be any responsibility for human to them?

In A.I., the executives are discussing whether to invent child androids who can love their parents genuinely. Someone asks if the parents will love the androids back in that case. The main designer never answers this question and vigorous discussion is continued. The film does not tell what the conclusion is. We only know the newest model is developed several months later. This model is made to love its owners as its parents but human do not necessarily to love them back. Machines are once again subjected to human.

The model of the first child android, David, is tested. He is made to love his mother by computer programs. He behaves as a good child. He draws, makes cups of coffee and does whatever he can to appreciate his ‘mother’ Monica. He dreams to become a real boy so that Monica will love him. We do not know if it is due to David’s program or his own desire. Bu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program triggers him able to love, to have and to pursue his dream. He has no choice in that sense. His life is no more than an experiment. That’s make him so unhappy and you may even say he is made to suffer.

In Blade Runner, replicants have their ‘expire dates’. They are made exactly like to human beings. They have their own conscious and will work hard for their lives. They hide and live secretly in order to escape from Blade runners. They want to live as usual human do. Once they are caught, a test is used to examine their identities. It is ‘inhuman’ (if we consider they are not much than human). Replicants are nervous are exhuasted when the test is conducting. Before the republicans commit any crimes, they are regarded as criminals already. They are caught only bacuase of their ‘special’ identity. But, it is human who create them to the world. It demonstrates human have the right to create and destroy something according to their interests.

Rachael is a special replicants. A man-made memory is inserted into her ‘brain’ and she never knows her real identity. Tyrell, the designer, uses her as an experiment. He makes himself as Rachael’s uncle. When Rachael is told the truth by Deckard, she hardly accepts it. She is hurt. Later on, she falls in love with Deckard. She is afraid and not dare to love him. The film does not tell the reason clearly. We just know it is Deckard who takes the active role and asks her to ‘kiss’ and ‘love’ him. In two relationships, Rachael’s wills are strongly determined and influenced by hum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s in two films are complicated. In A.I., the children-parents relationship is depicted. David is set the program to love his mother Monica. He also tries to build friendship with Monica’s real son and her husband. Nevertheless, competition is aroused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s, Monica’s real son and David. Human not only enjoy the advantages brought by machines, but also hatred their substitution by machines. Many audiences enjoy the torture of machines by a Machine Destroy Company and they blame machines for th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The sex-provider android is blamed when he has sex with a man’s lover. David is also tricked by Monica’s son since he does not want to share his mother’s love with a machine.

Roy, a replicants in the film Blade Runner, does not trust human anymore. He is in dilema. He goes to find his creator, Tyrell, and calls him ‘father’. He find out he is created by him. He asks Tyrell to extend his life expectancy. Roy ,as a replicants, he wants to get help from Tyrell. But it is also Tyrell who announces the ‘retirement’ of replicants. Meanwhile, Deckard executes replicants because it is his job and duty. At last, he does not complete his duty and does not kill Rachael.

Machines face slightly different situation with human in two films. In Blade Runner, replicants do not arouse dislike from human. They live with human relatively harmony. Common people even do not or eager to know how to distinguish a replicant. No conflict is found ,at least, on the surface. Replicants are only arrested and executed by a well- organized government department. However, machines in A.I. are caught violently and destroyed cruely by privte entreprises. Their execution are treated as a show, a performance. Public hate and have confilicts toward machines intensivly.

Machines are produced physically strengthen than human. They are immortal until the end of their ‘expire date’. Machines are badly treated in two films in most cases. Then, what are their responses in the condition of being arrested and killed? In A.I., all machines tolerate whatever human treat them. They have no complaint and no any resist. However, in Blade Runner, replicants try to against the unjust action. They refuse to tolerate being killed. They defend themselves, thus, attack or kill human when their lives are threatened. They take revenge after their friends are killed.

It seems that machines in Blade Runner have more self- autonomy. They against human when they are mistreated. But Roy does give up taking revenge and saves Deckard’s life in very last minute. Rachael stays alive because of the ‘mercy’ of some human. Human still remains superior status over machines. It is not much different than in A.I. It, once again, symbolizes the human desires to control over others.

In two films, machines are subordinated to human. On one hand, human need machines and produce a lot of them. On the other hand, human is afraid being substituted by machines. They try to consolidate their uncontestable position by all means regardless the means are inhuman and immoral. What are the authentic personalities of human beings? Are they kind and sympathy or cruel and brutality? Do they always want to be superior to ‘others’ and ‘difference’?

Both A.I. and Blade Runner depict the unjust and inequ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s. What if they do not only talk about machines, but also represent our real world? If machines do represent the minority in human world, then, does the unfair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s symbolic the un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majority) and human (minority) as well?

It is true that unfair and unjust can be found all over the world, happen in our daily lives. So, are we going to behave as if the human in two films: just wait and see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and feel sorry to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Shall we stop acting as if seeing nothing? At least, in Blade Runner, there is some way out. Deckard accepts Rachael’s identity and her difference. He does not kill her at the end. Deckard can represent anyone of us. If we have more compassion and empathy toward others, why can’t our world become better?

References:
Wes D. Gehring, ed., Handbook of American Film Genres. New York: Greewood, 1988
Nigel Wheale, “Recognizing a ‘human-thing’: Cyborgs, Robots and Replicants in Philip K. Dick’s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And Ridley Scott’s Blade Runner”, Postmodern Arts, ed. London: Routledge, 1995

Remark: CUS309 essay

Violence in the works of Coetzee & Saramago

Question:
Take the works of J. M. Coetzee and Jose Saramago, the award winner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to discuss how they treat the theme of violence and how their reading of violence though specific to their culture.

J. M. Coetze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03 while Jose Saramago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98. I am going to discuss how they treat the theme of violence through their works, Disgrace of Coetzee and Blindness of Saramago. In their literature, we can more or less reflect get known with their specific cultures and growing environments.

Coetzee was born and growth up in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 seems never to be blessed and is always suffered from violence and brutality. The race policies, i.e. apartheid, were set up on the inequality status quo between the whites and the blacks as well as different tribal groups. The Black and the White had absolute unjust social status and rights. An individual was classified by race. Race determined every individual’s work, live, pray and learn. 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is slowly improved until Nelson Mandela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1960s. The racial problem has become a little bit better by several years of Mandela’s work since 1990s.

Disgrace is exactly the literature which reflect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South Africa after the racial segregation policies were removed. However, violence still exists everywhere. The university professor David is charged by the sexual harassment toward a Melanie, a black university student. He remains superiority over Bev, a black woman. Hatred is prevalent between the whites and the blacks. David’s daughter, Lucy, regards her suffering as if the revenge of the blacks. She was raped while David was injured seriously by the three black men. Yet, she believes it may be her “fate” to compensate what had terrible done by the whites toward the blacks. Violence and brutality appear in the whole novel while Lucy seems to be suffered the most.

Lucy is threatened by violence and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fear everyday. It is no more than usual in her daily life. She mentions few times that she lives with ‘animals’ only. She is working in farm. Animals may merely refer to her countryside living environment. However, she has neighbours who live nearby. Why doesn’t she mention her black neighbours? Does she just ignore them or she has been experienced from their inhumanity as if animals?

Coetzee never denies or covers up the violence in Disgrace; neither has he suggested the way to tackle it. He may be understood so well that violence cannot be solved. The attitude of Lucy may represent his treatment towards violence. In the novel, she knows too much about her position. She understands that she lives in South Africa, a country of black people, a place where policemen cannot help. She has no choice. After she was raped, she never admits to police even her father. She agrees to marry Petrus, who is direct or indirectly responsible to what had happened to her., after she is pregnant. Lucy never goes up to against it. She tolerates and endures violence. She negotiates with violence so as to live relatively stable and peacefully.

Saramago was born in Portugal. Same as Coetzee, he grows up in a political instability environment. His country was ruled by military regime. Then, the dictator Salazar ruled the country for almost forty years by fascism. Revolution was carried out in 1974 and democratic trend has begun. Saramago worked for the administrative civil servant in Social Welfare Service, publisher and newspapers’ editor. Unluckily, he was unemployed due to the political reason at least twice. It may be a clue to explain why there is no any specific information about where is the background of Blindness is set up.

In contrast, at the beginning, Blindness does not share the violence environment as Disgrace does. In Blindness, society is relatively stable. Most of the people can maintain their morality in normal situation. Here, violence can not be found as frequent as those happened in Disgrace. Morality is deteriorated only when the social system break down.

In Blindness, a city is hit by an epidemic of “white blindness” and no one can escape from it except a doctor’s wife. The first few groups of infected people were confined to an empty mental hospital. Everyone is blind implies that no one can see even you do something wrong. Later on, crimes, violence, fights, stealing food, assaulting women etc, all happen within the blind. People no longer have to responsible for what they do. They are out of control at this stage. It seems that what they behave now is their genuine nature. A wife of doctor witnesses and suffers from all these violence. She may never imagine human can behave like that. She is shock and in horror.

How does a doctor’s wife able to bear all these tragedy? It is mainly due to her love toward husband. She loves her husband and stays along with him. The magic of love strengths her, allows her to overcome all difficulty. She has advantage over the blind since she is not blind. Yet, she never makes used of this to gain power or privilege status over others. All she wants is to take care of her husband. Thus, when the gangsters keep the food and ask for sex in exchange, she and most of the women give in. She first negotiates and tolerates being raped. But, at last she chooses to take revenge. She stands up and fights against the violence by mean of violence. This is her way to face violence and may be the attitude of Saramago as well.

Both of the Nobel Prize winners, Coetzee and Saramago, depict the element of violence in their novels. Both of them focus on the female images which are very unconventional. Females still suffer the most from the violence. At least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choice. In two novels, Lucy and the doctor’s wife try their best to endure all the sufferings in life. Their most intimate males, Lucy’s father, David, and the doctor’s wife’s husband, cannot help them. The two males are incapable to protect their lovely females. Lucy insists on her thinking and never agrees with David’s opinion. The blindness husband cannot take care of his wife and shelter her away from violence.

A doctor’s wife is superior to the offenders while Lucy is powerless. Thus, they employ different means to survive. Yet, they both work hard for their lives. Both Coetzee and Saramago are born and growth up in unstable countries. They also face different degree of violence, and they go on their living. This is their ways to treat violence. They negotiate everyday violence without provoke further violence.

Violence never vanishes in history. It appears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various forms. Even in my own culture, racial problem and sexual violence do happen a lot. My culture seems relatively similar to the setting of Disgrace. The mainstream voice and teaching are to tolerant and endure violence. Pass it to the hands of those who are in power such as policemen, teachers or government. To me, neither the responses of Lucy nor a doctor’s wife to violence persuade me. However, it is slightly easier to accept Lucy’s endurance than a doctor’s wife taking revenge. Taking revenge is not suggested while killing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Negotiating seems to become a ‘peaceful’ and most popular mean to treat violence. Being optimistic and compromise may not be the best way to overcome violence, yet it is the way how Chinese as well as many other victims all over the world survive.

Remarks: Essay of Year 2

Still-life, what is it?

Question:

What kind of pictures does the term ‘still-life’ refer to? What sorts of pictures are not still- lifes? What different kinds of still life are there? What makes a still life artistically interesting (or uninteresting)?

According to 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still- life’ means ‘representation of non-living things (eg fruit, flowers, etc) in painting[1]. This may not be a specialized or professional explanation; yet, it enables to provide a first glance, image or impression to those people who do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art. How about a painting of a cat, do we regard it as a still-life or not? Obviously it is not according to the explanation above. However, can it be categorized as still-live?

Thus, personally, I prefe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靜物畫” which explains more accurate for what still-life means. “靜” contains the most significant meaning of ‘still live’. Literally it does not mean ‘dead’ or ‘non-living’. It only means quiet, tranquility, calm, without movement or action etc. “物” means things and “畫” means painting or drawing. Hence, ‘still-lif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means painting about thing(s) without any movement.

Still life is a kind of painting genre appeared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origin of still life is still a subject of debated. It might come from the North, from Holland and Flanders, or from the South, Italy. There was active exchange of ideas of still life painting between various artistic centers. Yet, this genre faced vigorous critiques as if any other non-conventional genres at the very beginning. Narration discouraged artists to paint the inanimate objects. People showed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dead nature and things without movement. They regarded still life paintings were lacked of imagination and invention and the painter’s work was more mechanical than mental.[2]

Still life painting became popular a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al conditions changed. In seventeenth century, there was a growth of empirical science. It favoured still life which also emphasized the observation of physical phenomena. Moreover, the bourgeois conception of privacy or residential decoration was widespread. People were willing to buy some paintings for the domestic atmosphere. Thus, market of still life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growth of middle class.
To Esielonis, still life refers to ‘pictures composed solely of objects’ [3]and have ‘no story to tell, no action, no ‘evident theme’[4]. Contents of still- life can be fruits, food, and vase of flowers, kitchen scenes, trophy of the hunt etc, and any motifs of European daily life. The Cremonese artist Evaristo Baschenis always painted pictures of musical instrument. Other examples such as The Five Senses (1638) of Jacques Linard, Vanitas with skull and shell (1640-50) of Harmen Steenwijck and Fruit (1690) of Adriaen Coorte, are three still lifes emphasis on the depiction of objects as opposed to people and actions. Portraits, landscapes, those religious story telling paintings do not belong to still life genre.

Eiselonis mentions some important sub-genres of still lifes. These include vanitas still life, breakfast still life, vase and flower pictures, fruit pictures, game pictures and trompe l’oeil. Most of them are the objects which closely related to our everyday lives. Although we see, touch, use, eat and buy these objects, we ordinary neglect or pay no attention to them as they are seemed to be so-called ‘minute’ or too details. Yet, they do evoke our feeling and recall memories from everyday lives.

Composition of objects, the source of light, tone- setting design, drawing technique, level of meaning etc may make a still life more artistically interesting. For some painters, they regarded drawing still life could enable them to experiment the paint, colour, brushwork as well as explore the contrasts of light and shade. As mentioned above, most of the content of still life is ordinary everyday life objects. How to make it unique and different from others work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concerns of artists. They have to be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when design the setting of the objects so as to make it unusual and special. Besides, the use of varies kinds of canvas also give out different feeling toward the painting. When a painting has its own spirit or aura, it just draws attention from admirers. Some artists even try to do more. They attempt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works. Paintings may able inspire admirers to think further. Such as various vanitas pictures of Cornelius Norbertus Gijsbrechts lead people to associate with time, life and death. By all these means, still life is able to become more fascinating and more attractive. 4. What does the term ‘impressionism’ refer to? How does knowledge of the category ‘impressionism’, influence your appreciation of particular works of art? Why do you think people are ‘mad about Monet’? You might want to describe Whistler’s relationship to impressionism as part of your answer.

Impressionism refers to the particular paintings develop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nineteenth century. After a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classicism and romanticism in art, they were no longer able to attract some young painters and artists in Paris. Moreover, camera was invented and its technique was widespread in that period. The ability of a camera to capture reality made the young artists understand that even realism had no longer fascinating. These young and innovative painters wanted to try something new. They wanted to breakthrough the stagnant atmosphere of art.

As a result, a number of “progressive” or innovative painters, who were unwilling to be bound by tradition, held an exhibition in Paris in 1874. These artists included Claude Monet, Pierre Auguste Renoir, Edouard Manet, Paul Cezanne etc. Their unconventional art works gave a big surprise to the visitors as well as the city Paris. Their displays were too revolutionary and were severely criticized by the mainstream narratives. A critic made joke of the name of Monet’s painting, Impressionism: Sunrise, and described the exhibition was ‘impressionist’. Later on, Impressionism became the name of this movement and a particular group of paintings.

Impressionism is an artistic way to express artists’ feeling toward the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impression. They stressed on the idea of “snap shot”, quick instant scenery related to a particular moment. They drew what they like without thinking too much. They did not aim at drawing paintings which look exactly the same as reality. Instead, they focused on the change of light and colour. They believed that colour is not always the same. Colour of an object does change along the different period of time along with the sunlight. For example, sky is not only blue or white, but also yellow and grey. Furthermore,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n the design of canvases, painters were able to bring the tools, leave the studios and to paint at outdo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especially the railway, allowed them to travel further away for the landscapes.

The way how you feel or look toward someth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rsonal background. Obviously, the knowledge of a particular category of art does influence how a person appreciates it. For exampl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people did not have any ideas or knowledge about impressionism. Thus, they were astonished, surprised and shocked by the new art. Nowadays, many of us have som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impressionism. We do not shock or surprise. Furthermore, our knowledge of the category of impressionism lead us come closer to the painting. As we know that the impressionists stress on the change of light, then we ma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oint. We may try to analyze the composition of colour of each object or figure. Nevertheless, we may also express our admire to the revolutionary artists since we know it context. Your knowledge triggers you to develop an intimate relation and experience with the art and enhance your willing to appreciate it.

Monet enjoyed a prominent position of impressionism. Many people are ‘mad about him’. It is not hard to understand. Monet was a very talented person. He was so creative, energetic and passionate. He devoted himself into impressionism wholeheartedly. All his personalities can be found through his paintings. A masterpiece should be able to arouse public inspiration, let people feel that it has life and spirit, not a dead painting. Monet’s paintings are able to do so. When you look at the Celebration of 30 June 1878, the crowded and enjoyment are so easy to be noticed and felt. The flying flags, the moving people, the noise are depicted successfully from the painting.

Besides, Monet’s painting of landscapes is brilliant too. Such as The Manneporte at Etretat, Reflections on the Water, 1885, Water Lilies, night Effect, 1907, The Church at Vetheuil, 1879 and The Seine at Argenteuil, 1873 etc, all of them provide a fantastic and tranquil atmosphere for audience to relax and have a break. The comfortable feeling derived from his painting may be another reason to explain his popularity in a modern society i.e. full of pressure.

References:
1. Still-Life painting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Karyn Esielonis
2. Newssheet from Impressionism: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Collection of France,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1]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3rd edition.
[2] On American views of the genre, see William H. Gerdts, Painters of the Humble Truth (Columbia and London, 1981), pp.21-28
[3] Karyn Esielonis, Still-Life Painting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p.50
[4] Karyn Esielonis, Still-Life Painting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p.53

Remark: GEB 269 Test

"Lonely Planet", the modern form of travelogue

Question:
Discuss a particular genre/ form of historical writing. Use a case study of your choice to examine the specific conventions of the genre you chose.

Travelogue is one of the forms of historical writing. It is used to describe travel in a particular country or a particular person’s travels, writing about “the other”, i.e.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ir inhabitants. The context and motivation for this genre has been changed in different centuries.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scientific travel writing tried to legitimize the colonialism and exploitation over the “backward”, “inferior” countries. Then, at the end of 18th century, the sentimental travel writing discussed more about personal experience as a tale of adventures. When the time came to 19th century, the romantic travel writing tried to balance science and sentiment,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However, nowadays, most of the travel writings are aimed at making profits through commodification. I am going to use the “Lonely Planet” as a case study of the modern form of travelogue.

Lonely Planet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the leading travelogue in the world. It extends its travelogue writing into varies forms: the “Lonely Planet Guide”, the television channel and the website (http://lonelyplanet.com/). All of them attract a lot of audience as a guide for traveling. Since the television channel only presents the live- show of the journalists which is hard to discuss about. Thus, I will focus more on the written form of the Lonely Planet, the guide and the website.

Lonely Planet began in the early 1970s. The founders were Tony and Maureen Wheeler. They wrote the first Lonely Planet guidebook- “Across Asia on the Cheap” after they completed an overland journey from London through Asia and on to Australia. This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independent travel publisher.

From its website, we can find that it aims at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understanding our world and sharing experiences that enrich everyone’s lives. It also wants to “inspire people to explore, have fun, and travel often”. And they “strive to provide travelers everywhere with reliabl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endent travel information”.

It also states its principles on the website. It regards travel as a powerful force for tolerance and understanding. It wants to promote a “correct” behavior to the travelers i.e. travel with awareness, respect and care. It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ity and justice by claiming that it won’t accept any endorsements, advertising or kickbacks. Its authors do not accept payment of favours in return for any positive reviews. After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Lonely Planet, I will describe the content of the guide, and then the website.

The Lonely Planet guide is a tradition written form of travelogue. It normally introduces one country as once. For examples, Britain, Ireland, Spain and China. Sometimes, if the country ha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for publishing a guide, it combines with other countries nearby such as Russia & Belarus, Middle East, Eastern Europe etc. The guide is mainly divided into several parts. They are “introduction” of that or those particular country or countries, “regional facts for the visitor”, “activities”, “getting there & away”, “getting around”, “facts about the place” and the maps of the place.

“Introduction” gives a very brief basic ideas or news about the place. “Regional facts for the visitor” provides all kinds of details of visiting the place such as how to get visas, where is the embassies, the currency, time, accommodation, how to get food and drink etc. “Activities” describes the popular outdoor activities that you can join such as walking, cycling and fishing. “Getting there & away” provides the information for you to arrive and leave the place. “Getting around” talks about the every kind of transports which you can use within the place. “Facts about the place” introduces the concrete information of the place in all aspects such as its history, economy, geography, climate and culture. The maps are just for the travelers’ use. Then, it follows suit the format and introduce the places one by one.

The website and the guide provide the more or less the same information of traveling. The main differences are surfing the website are free of charge while each of the guide costs quite a sum of money. Besides, you may find many information of varies countries or places on the website at same time. The hyperlinks do the favour for readers in reducing time for searching information. The website provides extra information which cannot be found in the guide. For examples, the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Lonely Planet, slides show of the places and platform to order any travel services. Furthermore, the website provides more chances for Lonely Planet to make profits. Here, we may see how commodification transforms a nature of a travelogue.

It is still true that Lonely Planet provides a lump sum of travel information. And we may regard it belongs to the romantic travel writing. It includes mass information, gets all the details of the places even those minute things like average costs for a meal. Meanwhile, it focuses on the unique, specialize adventure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s. The routes tried by the author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dominant commercial travel agents. This can be easily explained by the format of television channel as it always interviews the feeling of the journalists.

Nevertheless, it cannot escape from the trend of commodification. From the website, we can see many advertisements. At the home page, half of the content is related to trade. Lonely Planet B2B and Lonely Planet trade are obviously about trade. “Lonely Planet Images” charges for the download of the high quality photographs of the world. “LP (Lonely Planet) Shop” sells all its products online. “Holiday Gift Guide” again promotes the customers to buy its products as a gift for their friends and families. “Travel services” sells all kinds of transport packages through e-trade.

The popularity of the television channel arouses audience interests on its products. It also helps to develop a privilege position among the travelogues in the world. Nowadays when people want to travel by their own and experience a different travel, they probably get a copy of Lonely Planet. It already establishes an image of special, unique, free-will of travel. People who follow the routes introduced by Lonely Planet also consume its underneath ideology. Increasing consumption results in further commercialization. As the development of its website, the commodification of the travelogue will certainly go on.



References:
Lonely Planet travel survival kit: Britain. (Hong Kong, Colorcraft Ltd., 1995)
Lonely Planet website: http://www.lonelyplanet.com/

注：cus211 考試

麥當勞：i’m lovin’ it

“i’m lovin’ it”－－麥當勞的全球性品牌推廣活動

觀看電視，不難發現麥當勞的主題又改變了──從「秒秒鐘歡聚歡笑」改為 “i’m lovin’ it”。不止廣告，連麥當勞的網站、快餐店內外的佈置、員工的服飾、海報……全都配合新主題的風格和形象。為了宣傳新一輯的廣告主題，麥當勞舉辦了新聞發佈會，更找來本地樂壇超級人氣歌手陳奕信及容祖兒主唱其廣東話版的主題曲，聲勢浩大。

何以是次的宣傳活動這麼「大陣仗」？無他，皆因這次並非香港地區個別的宣傳活動。“i’m lovin’ it”的品牌推廣活動，是全球麥當勞同時採用單一系列的廣告及單一品牌訊息的「處女作」。這次史無前例的推廣活動，獲得麥當勞的高度重視，並於本年九月份陸續在全球各地展開。

從官方網頁及該公司的發言人言論可見，麥當勞有限公司對是次“i’m lovin’ it”的全球性品牌推廣期望甚高，充滿信心。其新聞發報所述：「“i'm lovin' it” 為麥當勞嶄新市場推廣策略的核心，旨在將麥當勞與遍佈全球的顧客透過文化濃厚及身同感受的途徑聯繫一起。這個推廣活動的關鍵是五個領導潮流、動力無限的電視廣告，充份表現出現今顧客及文化的生活方式及態度。」

麥當勞有限公司高級市場推廣總監David Morita表示：「"i'm lovin it" 推廣活動對麥當勞來說是史無前例的，超過一百個國家攜手向我們的顧客傳達單一品牌訊息。"i'm lovin' it" 不單只是一句廣告口號或廣告 - 而是向消費者傳達全球性品牌效應的思維及表達方式。」他並謂是次重點目標是希望透過服務、餐廳環境、以及食品，讓顧客會感到「光顧麥當勞是日常生活最簡單不過樂趣之一」。

　　透過以上引述，可見麥當勞的雄心壯志，並稍為明白其背後最新的市場策略理念。整個嶄新的推廣活動的方向構思是在各大頂尖廣告商參賽作品意念中挑選出來的。過往，世界各地的麥當勞會因應地區的本土文化或獨特性推出不同廣告系列。這次，它要求的是一輯向全球發行的電視廣告，是整個宣傳活動的重點所在，麥當勞務求令此盡善盡美，不容有失。該廣告的首席導演是英國Smuggler/ Stink Productions的James Brown；而音樂編製則由Mona Davis Music統籌。
　　
廣告既要在全球播放，必須找一個切合全球的主題。由是，這廣告的地方色彩欠奉。整個廣告並沒有特定的場景，沒有特定的主角；時間、地點、牽涉的人物在廣告中穿來插去。當中眾多人物都是隨處可見的「普羅大眾」，有些偶爾隨心所欲作出一些所謂「社會禁忌」的行為，企圖挑戰傳統權威。廣告著力描繪的是享樂主義、物質主義、潮流文化、歡愉；有活力、年青（年齡或心境）、有創意等。這些精神或表現都是在該人物享用麥當勞食品時展現出來的，此表現在廣告初段甚為明顯。廣告初段便是以數近鏡特寫角色享用麥當勞各產品時的歡愉情況。

整段廣告的片段顯得十分破碎：人物眾多（有不同膚色及國藉）而不連貫、時空交錯不斷，充滿後現代的味道。由Justin Timberlake主唱的主題曲屬於「說唱音樂」（Rap）或是Hip-Hop的風格，充滿強勁的節拍，替廣告人物增添活力、朝氣和時代感。再者，廣告的人物行為離不開吃（麥當勞）、喝（麥當勞）、玩（潮流玩兒）、樂（悠閒消遣）、工作……全都和我們日常生活無異，溝通了觀眾和廣告之間的關係。這廣告彷彿走在世界最前端，向觀眾展示現今世代（廿一世紀）的洪流：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它使人類跨越了膚色、種族、地域的界限；提倡多元文化的可行性及和諧性，有些世界大同的味道。


究竟地區性的麥當勞怎樣體現母公司的策略？且讓香港的麥當勞例子以作參巧。

　　首先，本地麥當勞請來超人氣歌手陳奕信及容祖兒主唱廣東話版本的告主題曲。憑二人的知名度及在樂壇地位，自有其「可觀性」及「新聞價值」。媒體、記者樂於採訪，廣告還未開始播放，已大收宣傳之效。這情況與海外麥當勞聘請流行超級紅星(pop superstar)Justin Timberlake唱主題曲一樣。
　　
本地麥當勞的網站，亦強烈推廣 “i’m lovin’ it”的主題。登入網站首頁，其主題曲已不停地重覆播放。網站首頁背景圖案便以 “i’m lovin’ it”的標語。網站特別增設一部份主要作為宣傳此活動之用，還提供 “i’m lovin’ it”的電視廣告、桌面壁紙及螢幕保護器下載，務求滲透觀眾（這裡主要以擁有電腦技術的觀眾）的生活各部份，與之建立關係。

　　快餐店的內部設計及員工的服飾也密切配合 “i’m lovin’ it”的主題。快餐店的玻璃門窗、甚至連垃圾箱都貼上 “i’m lovin’ it”的標語；餐盤上的廣告宣傳紙當然不少得。每位員工也要穿上印有該標語的制服，是活生生的流動廣告板……

　　以往本地麥當勞的廣告構意也大受好評，能成為城中熱點，更是《十大廣告頒獎典禮》得獎客戶的座上客。既然地區性的廣告同樣能「製造效果」，何以麥當勞會在本年推出這個全球性的品牌推廣計劃？這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怎樣的媒體文化？甚至，多大程度反映現時社會文化現象？至於是次品牌推廣活動，又是否獲得其預計效果？接下來，筆者嘗試就這些問題作出探討，肴望從中找出一些端倪。

　正如上文提及，“i’m lovin’ it” 是本年麥當勞全球市場策略的核心，旨在向顧客傳遞「單一品牌訊息」及「全球性品牌效應的思維及表達方式」。麥當勞提出一個全球化的廣告推廣，其背後的纙輯就是相信甚至企圖促銷「全球化」、「地球村」等一類的觀念。可能由於它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吸引更多不同地區的顧客支持。這輯廣告刻意淡化地區之間的相異之處，期望有助麥當勞開拓及進軍一些新發展的市場，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如中國、東南亞一帶。教化這些落後地方，輸出其同意的思維及表達方式。這個所謂單一品牌的訊息，豈不就是要「維護權威、鞏固正統」？地區性的麥當勞，快快捨棄你們的個性，來跟從我吧！

麥當勞利用電視──當今最普遍及極具影響力的傳播媒介──作為宣傳推廣此活動的重點，原因顯而易見。在大部份情況下，電視是一種免費娛樂，並早已成為普羅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電視廣告的最大特色，就是可以每日不停在各時段重播，務求使觀眾至少看到其中一次的廣告內容，甚至對它產生印象。觀眾在潛移默化的情況下，會不經不覺接收了當中的意識形態和觀念。這種宣傳手法較其他媒體如報業、傳單、雜誌來得有效，影響力更大，遺害更深。

整輯廣告主題就是文化，是日常生活中、形形式式的大眾普及文化。「將麥當勞與遍佈全球的顧客透過文化濃厚及身同感受的途徑聯繫一起。」這是麥當勞的官方論述。文化；身同感受。透過廣告內所展示的全球各地麥當勞顧客的日常生活，文化情況，與電視觀眾一同「分享」生活經驗。廣告中的人物都是普羅大眾，是所謂的「平凡人」、「普通人」。他們用饍、消遣、耍樂；或偶爾作一些離經叛道、不尋常的事（例如以敲打「軚盤」為擊鼓、易服）。他們的行為與觀眾／我們無異，容易產生共鳴。就這樣，全球各地的觀眾都從這些「身同感受的途徑」聯繫起來。各地不同的文化、隔閡，全都消失。一個大同的世界，就這樣誕生──一切來得多麼輕易！

麥當勞曾表示希望藉電視廣告描述「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對麥當勞品牌的感受及麥當勞如何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份」。的確，廣告中的人物，不論在什麼時候，總會有麥當勞的食物伴隨左右：朋友共聚、逛街、游泳、駕車、惹出麻煩……麥當勞的食品無時無刻都在身邊出現，是生活的一部份、最簡單不過。而且，廣告中的人物在消費麥當勞產品時，全都展露出燦爛的笑容。廣告替消費者道出消費麥當勞時的感受：開心愉快。麥當勞成為開心歡愉的象徵。

與其說麥當勞在廣告中記載觀眾的生活習慣和對其的感覺，倒不如說它透過媒體文化在塑造大眾的口味和觀念。究竟從何時開始我們會把麥當勞與開心歡樂加上等號？忘記了罷。可見媒體文化的威力！這次麥當勞非但要強化它與歡樂之間的關係，更要加上其他的象徵意義。是次品牌推廣活動，企圖替麥當勞重塑年青、活力、潮流文化的形象；還滲入中產階級的生活、享受和品味。

我們可以再看廣告的內容，雖然人物眾多，但不難發現多為衣著時髦、打扮新潮的年青人。他們狂熱、奔放、充滿朝氣和活力。他們所進行的活動玩意，全都是最新、最流行的文化活動，尤其以街頭文化為主。花式滑板、滑浪、花式單車、霹靂舞（Break-dance）等，全是當下青輕一代的流行玩兒，也是活力的表現。麥當勞王國建立至今已不少年月。麥當勞叔叔乃其代表人物。不過，數年前也曾有人提議將它取代，原因是它有點過時。所以，這次麥當勞要重新包裝形象，使它再次建立成為年青一代的潮流商品。

此外，麥當勞亦滲入中產生活的味道，企圖提高其商品格調，添上多一層象徵意義，開拓另一個市場。“i’m lovin’ it”廣告中，充滿享樂主義及物質主義色彩，金錢在這些「主義」中佔有重要位置。人物角式雖然是普羅大眾，但他們的服飾、形象、玩意，一點也不平民化，同樣需要花上一定程度的開支。

電視廣告以外的印刷媒體，所推廣的中產階級形象更為突顯。以餐盤上的宣傳品為例，　“i’m lovin’ it”字句橫跨在三幅相片之上。三幅相片各以一人物為主角：正在聽音樂而衣著前衛的少女、在天台享受日光浴的年青男士及坐在書桌下看雜誌的職業女性。三位主角皆有麥當勞的食品在旁。他們展現的是一種中產、舒適、悠閒的生活態度。這裡，麥當勞又增添了新的意義。

原先，McDonald’s只是一個外國人的名字。當它進入本地市場，便產生了「麥當勞」這三個中文字的譯音。不論是McDonald’s還是「麥當勞」，它們本身都不具備任何意義。但是，透過了媒體的介入，他們便被賦予各種象徵意義。本文透過其最新一系列“i’m lovin’ it”的全球性宣傳活動，再一次檢視媒體與大眾之間的相互關係，從而察看媒體文化對當今生活的影響。

文化工業正處於蓬勃發展的年代，媒體文化便是當中十分重要的一環。現代人的生活時時刻刻都離不開媒體。媒體是現代生活的重要組成部份，和大眾的生活經驗已到了密不可分的境地。大眾的生活習慣、行為，也無可避免地被媒體化（be mediated）。在這輕易被媒體化的洪流當前，應如何自處？便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課題。

注:cus 310 功課

梁款、馮仁釗90年代論普及文化

梁款和馮仁釗當年就普及文化議題展開了數回合的討論，各抒自己對普文化所持的觀點和態度。葉蔭聰嘗試把二者的討論整理，再加上個人的意見和分析。曾經有一位學者說過，假如每個時代都有其顯彰的意義特色和文化，那最能代表現在社會心態的非普及文化莫屬。不論他們各人所把持的觀點為何，文章的完成時間距今己有一段距離（最新的一文是寫於一九九六的）。這七年的時間，普及文化的洪流不知又已經翻了幾翻。當其時對普及文化的論述，有多大程度還能切合今時今日的課題仍是未知之數。不過，這些討論在當時的社會的確起了不少正面作用。當然，當時就普及文化曾作出討論還有其他文化評論人如史文鴻、李照興等。梁款、馮仁釗於當年曾在討論這問題時牽起一些爭論，而葉蔭聰又撰文綜合及回應二人。故此，本文主要以他們的文章為基調，探討普及文化的問題和思考。

　　不論是梁款或馮仁釗，他們所談及的內容和列舉的例子都是當年的城中熱話如選美、色情刊物、電視遊戲節目、「靚妹仔」一戲等。選美是否代表女性「一次犯禁、自强、自傲的的小突破」、色情刊物會否帶來道德的衝擊、「馬拉松」遊戲是否無聊……這些都引發一些社會團體的關注及討論。可惜今天，這些討論好像有點兒過時。社會上除了一些「企硬」團體，如婦女關注小組、青少年機構仍站在道德立場作出反對外（其實次數同樣相對地少了），普羅大眾對這些問題都欠缺興趣。

七年以來的香港經歷及轉變實在太大了。九七回歸、金融風暴、教育改革、高官相繼（被迫？）辭職、沙士疫潮、七一遊行、二零零三區議會選舉……大家的焦點都放在政治（特首何時下台）、經濟（自遊行），一些與市民、民生息息相關事情上，有關普及文化方面的討論也就不如從前。到底今天，普及文化的研究或討論對這社會有何意義？首先我們可以了解一下一些普及文化評論員對此的觀點和立場。

梁款認為普及文化可以表達市民生活面向，是被受壓抑、禁錮的大眾的一次集體個性解放，挑戰紀律權威，以叛逆衝擊固有制度的機會。他並謂我們要深入敵陣，與普及文化「跳探戈」。不要一面倒的以道德、傳統出發，以之為洪水猛獸，避之則吉，替普及文化扣上「淫賤」的帽子。

馮仁釗則不然。他曾為反道德主義的過來人，現在則堅持以道德主義為文化批判的基礎。在他看來，所謂普及文化，只不過是商人「依循市場的規律……大量生產，爭取最大利潤」，並不能真實地反映社會現狀。它們只是反映普及文化生產者的心態，所以要對其作出批判，打「位置之戰」。而實際行動又比文字的批判來得更為有用。

　　葉蔭聰介紹了本港文化批評的傳統及歷史，也對馮、梁二人論調作出一些回應。馮仁釗雖然提出一個與現今陳腔濫調不同的立場批判普及文化。然而，追溯歷史，他也是《文化新潮》的核心成員。他並非拋棄昔日的立場，而是有感時移世易，現今文化工業多成為無良奸商的賺錢工具，所以要道德主義作為批判的工具。在葉筆下，馮看似「一百八十度的態度」改變是有跡可尋，此舉實在用心良苦。

　　相反，葉對梁的立埸則存在不少疑問。梁只是提出要與普及文化跳探戈的口號，但並未加以闡述羣眾要以何「舞步」與普及文化共舞。兩者當中存在著怎麼樣的互動關係，梁沒有清楚指出。葉以為這正好代表梁正處於文化批判傳統與現代的斷層之間，甚至仍在找尋自己的立場定位。面對（保留？）已有的批判傳統，加上新的社會特徵狀況，文化批評者如何承存、接連兩者當中的鴻溝，便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普及」之所以謂普及，是因為其中所涉及的是一個龐大的參與者數目。每個社會同時存在大量的資訊活動。在這樣一個多元的情況之下，某些內容吸引眾多市民親身參與或投入其中，成為普及文化的一環。透過研究這些活動何以有如此具大的吸引力，從而了解群眾的意識形態，便是進行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不論三人對普及文化的立場觀點異同與否，三人都認同普及文化在社會及文化上均存在著重要意義，有繼續研究的必要性。

　　正如筆者在文章初段所言，本地今天的文化已經翻了幾翻。今天選美依然繼續，但已經不是當年城中熱話；色情刊物仍然氾濫，但其他形式也不斷陳出新，如互聯網、光碟等。而近年新興的網絡文化、「快閃黨」、ＶＣＤ／ＤＶＤ、手提電話、數碼相機等熱潮也（理所當然）未包括在當年的討論中。這正好說明普及文化本身的特色所在。它不是死寂靜態地獨立存在，讓你隨心所欲、隨時隨地把它徹底研究一翻。相反，它日新月異，熱潮快上快落。而且在這網絡文化大盛及極度商品化的世代中，它的週期愈來愈短。再者，儘管是相同的文本，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所產生意義亦不會相同。所以，研究普及文化的取向態度，是不能「一本通書看到老」，一概而論。因應不同時代作出相應的調整，才能保持理論的時代性，免於跌落八古的陷阱之中。

注: cus303 文化評論二

風起雲湧之餘想: 本港學運

這夜跟同學湊熱鬧，前往山貝河尋找鱷魚蹤跡。鱷魚未見，卻碰上通宵駐守的記者。原來鱷魚並未失蹤，他們每日仍找到牠。只是傳媒近日報道少了，大家熱情也冷卻下來。早前在大學界鬧得熱血沸騰的「削資風暴」，可謂多年難得的學生運動，一下子又沉寂下來。Easy come, easy go！大概是港人的習性。熱潮迅速牽起，同樣火迅降溫。幸好當年的學生運動並非如此。

七十年代，風起雲湧，左右二派的人士把持己見，以文字作出評論，牽起論戰。論戰由左右派對祖國情懷之爭，慢慢轉移到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大前題上。不管是何原因，當年的青年開始關心祖國，對這課題產生興趣。展開對祖國浪漫情懷的追求和盼望，希望踏足這片封閉神秘的國土──雖然有人批評這些只是盲目趕上「歷史洪流」、「跟風」的表現。So what？「祖國」這名詞的使用和有關的討論的確史無前例地增加及趨向白熱化。大學生高舉「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旗幟，思想自身和祖國的關係。這畢竟為多年來只有港英殖民政府單一聲音，以及一面倒打壓「左派」的政治悶局開闢一條新的道路。

閱畢劉述先《我對香港學生運動的看法》，當時的香港學生運動有三個主要目標：反殖民主義、反社會不公、反校內不合理措施。在偶然的因素下，為中文爭取合法地位（法定語文）的語文運動展開了學生運動的序幕。成功爭取中文為本港法定語文，香港市民民族意識似有「復興」之勢。接下來，保衞釣魚台運動、七七維園事件，殖民政府處理不當，進一步顯示其與愛國熱情的對立，牽動長久以來對殖民政府不滿的情緒，引發一片反港英政府的浪潮。隨後，針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的學生運動始起彼落，如參與盲人工潮運動。而要求校方改革、希望參與校政的聲音亦不絕於耳。

劉先生彷似詳盡地介紹當時的學生運動，但每次結尾總會加些註腳，叫學生不要盲目美化中共、過份理想化；又把他們的左傾形容為「一廂情願」，是「幼稚病」……緊接提出「第三條路」的意見，卻又虛無得很，令人找不著要旨。劉君寫這文的動機實在令人費解。既不是純粹的資料整理，列舉的意見又未見創造性和新意。與其說這是篇中肯的報導，倒不如說旨在打擊學生、挫一挫他們的氣焰。這位老一輩的新儒家，擺出導師的姿態，「教導」學生要溫文、合符中庸之道的主張。他大概忘了自己所身處的年代，不同的聲音勢力相距甚遠。弱勢的聲音要尋求出路，採取非凡的手段是必須的。

相反，馮可强以參與「學運」的過來人身份，寫下《從舊香大到新港大》，憶述當年的深刻體會。作為擠入金字塔的大學新生，從思考讀書的意義開始，愈發感到迷茫，愈漸覺得當時的教育旨在為港英政府培養「稱心如意的奴僕」。整個制度完全脫離社會現實，與羣眾毫無關係。期間，「六七暴動」震撼了陶醉於象牙塔內的靈魂。以當時普遍論述，大學生出走象牙塔，展開關心社會的行動。他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大學生，而是進入勞苦階層，了解社會的不公義和不合理現實。對港英政府不滿的同時，認識祖國的面向彷彿為他們提供一條出路。

文章充份流露一個大學生銳意改革社會的渴望，以及熱切追求理想的激情。作者以「我」為主體，開宗明義談及他的往事和感想，所以不存在中立與否的問題，與劉文不同。反而，當中所表達的學生自白，才是關注的重點。

一直由殖民政府培養出來的知識青年、大學生，他們是失落的一代。何謂家？何謂國？殖民政府的教育制度不會教，祖國近乎閉國自守的政策亦令人難以親近。他們未曾踏足故鄉，無根，無愛國主義。他們對於「國家」、「民族」等字眼，大概只有依稀的印象或一些模糊的觀念，或者浪漫的想像和憧憬。一時間，他們像突然間從夢中甦醒過來，尋索自己的民族身份認同。香港與自己的關係、香港與祖國的關係、祖國與自己的關係──香港的未來與前途又會是何模樣？他們由是產生了認識祖國的迫切性。

凡始種種，深深地打動我這個少不更事的現代大學生。作為一個比他們更受殖民教育影響的一代，「家國於我有何意義？」這一類問題更於我無關。曾經反共產黨、反毛澤東、反社會主義的我（當然只是少時未經思考的口出狂言），完全不屑母親那種支持毛主席的、盲目仇視西方的態度。這下子卻被這班六、七十年代的學生打動了。他們對祖國的感情，透過文字具體無遺的表現出來，找到了方向，他們的出路。而我，卻變得迷茫。

近日課堂的討論，我開始思想自己和中國的關係，是二十年來的首次。

同樣，被文字打動，真切感到其動人威力，也是十多年學生生涯的頭一回。

注: cus 303 文化評論一

聖誕節，真的快樂嗎？

近日，遇然在香港電台聽到一個宣傳聲帶，介紹聖誕節電影檔期有多齣精彩電影上映，呼籲市民以百多元「救市」，在聖誕期間消費。坊間的大小店舖、食肆、廣告，都提醒市民要出外消費。聖誕節將至，四處洋溢節日氣氛，還有購物消費的聲音。在資本社會主義下，聖誕節被資本家、文化工業商品化，成為現今最成功的品牌之一。聖誕節原是一個宗教節日，但其所牽涉的問題及延伸的討論，又豈止宗教「咁簡單」？

聖誕節是一年一度的「大節日」。一些大型商場早在十二月初已經進行聖誕佈置，巨型聖誕樹、聖誕老人、聖誕鹿車、被雪蓋著的小白屋、彩帶、燈飾、音樂……一系列的裝飾都在提醒人們聖誕節的來臨。更重要的是，提醒市民是時候要出外消費了。聖誕大減價是商埸招來顧客一種慣常的方法。期間聖誕糖果、聖誕禮物、聖誕大餐等，各種各樣充滿象徵聖誕符號的商品都蓄勢待發，務求把市民的荷包殺個片甲不留。

娛樂事業同樣把握時機，賺取豐厚利潤。聖誕檔期，會有專為聖誕而設的流行曲，供各大店舖播放「應節」。「Ｋ房」會有以聖誕為主題的房間，或是以「聖誕優惠」吸引顧客。最明顯的例子是電影工業，它們稱聖誕為「黃金檔期」，安排多齣電影在期間上映，提高房紀錄。旅遊事業也是另一鼓吹聖誕消費的行業。為了加強港人外遊意欲，推出各種長短線旅行團。利用「白色聖誕」、「夏日聖誕」等不同的過節「感覺」，變為賣點宣傳。

聖誕節、外出慶祝、購物消費，不知何時開始這變成一項公式、習慣，甚至定例。臨近聖誕，大量的廣告、宣傳單張、電視節目紛紛介紹、推廣各種聖誕節時的「必到食肆」、「必玩去處」、「必買商品」等等，務求把「應節消費」的「合理化」觀念滲入每位市民的意識形態中。佳節消費彷彿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一種壓力。舖天蓋地的商品廣告，每時每刻都在提醒市民要消費。獨自留在家裏的人會被人覺得「奇怪」。資本家和文化工業生產者一起把這些人標籤為「異類」，進一步迫使其加入消費的行列。

　　受資本主義籠罩下的社會，消費主義和商品化的勢力如日中天，潮流銳不可擋。消費文化、商品化正無孔不入滲透市民的日常生活，文化工業就是促進它的幫兇。透過商品化的過程，社會上許多事物都可以被消費。消費的層面不只包括「有形」的商品，連「無形」的時間、觀念、節日同樣可被消費。以今時今日為例，聖誕便是一個被高度商品化的節日。

　　引用韋伯（Marx Webber）批評資本主義的理論，「消費」，其實只是資本家對勞動生產者的雙重剝削。自工業化和機械化之後，極度精細的分工使勞動者成為生產線上的一部份。他們所付出的勞動和所得的收入是一不成正比的，多數只能足夠維持一家的基本日常生活（現在情況更為惡劣），只有資本家才能在生產過程中累積資本和財富。

在日復日，年復年的單調工作環境下，勞動者並不能從中取得成功感。他們只會接觸製成品的其中一微小部份，製成品的最後面貌他們不得而知。漸漸，他們開始覺得沉悶乏味，對工作產生疏離感、「異化」的跡象。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心理或生理狀況都沒多大興趣，他們擔心的只是生產量會有受到響而下降。他們開始製造另一個神話，就是消費的神話。

在消費的過程中，勞動者可以獲得片刻短暫的歡愉、快感，宣洩工作時的不滿，調和當中的枯燥乏味。而且在消費的過程中，他們的身份獲得轉換，從一位被剝削監管的下層員工，變成為「僱主」（客人）。商店內的服務員代替了勞動者平日工作時的崗位。勞動者現在處於「上層位置」，可以「指令」別人替其服務，甚至可以向這些服務員施以平日資本家對其的惡劣態度。所以，勞動者本身也會樂意進行消費活動。在假日消費過後，他們又重投工作崗位，繼續刻板單向的工作。然而，在不知不覺的過程中，資本家的目的已經達到。

勞動者並不知道他們的消費行動其實是資本家對其的進一步剝削。他們生產製成品的時候，所得的利潤並不是與資本家均等的。這是資本家對其的第一步剝削。勞動者製造出來的產品，便是他們的消費時的商品。他們以勞動得來的工資，購買這些商品，資金便再次回到資本家手上。結果，資本家可以積累愈來愈豐厚的財富，勞動者卻只能繼續維持現有生活水平。這就是資本家怎樣對勞動階層施以雙重剝削的手段。

不過，資本家之所以能獲取暴利，全賴工廠不斷生產製成品，而製成品可以獲得買家的青睞。因此，他們需要一個龐大的銷售市場。若勞動者只購買日常生活的所需品，資本家便難以進一步獲取更豐厚的利潤。所以，資本家便透過文化工業的製造者──廣告，製造出各種虛假的需求，增加群眾的消費欲望。

「文化工業」一詞，首先由法蘭克福學派提出的。它是泛指電影院、劇場、畫刊、無線電、電視、各種文學形式、暢銷書和暢銷唱片等一切有關文化方面的生產工業（現在還有互聯網上的電子工業），也就是大眾傳播媒介的別稱。文化工業和群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日以繼夜、嚴重地建構社會的意識形態。廣告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例子。在現在的社會，它可謂無孔不入：經過街道，四周都是廣告燈箱、招牌、海報、傳單；即使回到家中，電視、報紙、雜誌亦充滿廣告。其包含的意識形態非常明顯──就是推銷各種各樣的商品，「明正言順」地為商品作出宣傳，建構群眾對生活的需求，增加消費欲望。

意識形態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有多大影響，從法克福學派其中一位重要人物阿多諾在《意識形態》（1964）一文便可略知一二。他在文中寫道：意識形態的首要功能，在於對群眾進行思想灌輸和意識操縱，而「這一直是由文化工業……加以實現的」。[1]可見意識形態和文化工業密不可分的關係。

聖誕節原是一個充滿宗教色彩的日子，是天主教、基督教及東正教教徒為了紀念聖嬰耶穌的降生，並他將要成就拯救世人的使命。當了解聖誕節對這些教徒的意義時，這日子應是充滿莊嚴、神聖的。即使對於沒有宗教背景的人士，這日子尤其在西方社會，是一個共聚天倫的、家庭團聚的難得機會，同樣是充滿温馨。可惜落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下，這節日的本質（意識形態）被徹底改變。經過多年文化工業的洗禮，聖誕節被商品化，被建構成為一個必然消費的日子。

另一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人類存在著一種“真實”的需求和“虛假的需求”。所謂“虛假”需求，就是指根據統治者（資本家）的利益要求而制造出來的個人需求。[2]社會上的各大傳媒工業不停為資本家建構種種多不聲數的虛假需求，努力地遊說群眾去滿足這些「需求」。「想歡度聖誕？」、「想過一個温馨而浪漫的節日嗎？」、「聖誕至潮服飾」……這些通通都是在聖誕期間常見的廣告用語，群眾的價值觀不停被塑造。普通一件商品，只要掛上「聖誕版」的旗號，身價便可立刻暴升。文化工業通過不斷更新商品的外貌及改變享樂活動的模式，不斷地欺騙消費者來消費者。然而，這些所謂為聖誕節而推出的無數商品，有多少是「必需的」，眾人心裏有數。只是在這股洪流下，要作出抵抗是艱難的。

正如上文所提到，群眾要面對的，是一種鼓吹消費的壓力。資本家希望勞動者消費，既可以獲得利益，也可以平衡他們工作時的不滿。工作，放假，休息，消費。單一的生活模式，可以避免勞動者反思、甚至批判自己身處的不平等現象。當社會的大氣候是強調群眾一體化，單向度的時候，稍有不同意見的人士立刻被扣上「異類」的帽子。聖誕節既已被塑造成為一個浪漫、歡樂的節日，沒有約會或參與任何慶祝活動的人士，均會被描述成為「可憐」、「寂寞」的「淒慘」形象。

其次，大眾媒介還竭力地通過美化現實的手段來欺騙群眾。現實社會一直存在大量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上層階級欺壓下層群眾，低下階層往往只能感到無奈和不滿。這情況對於資本家而言，是十分不利的。於是，他們就通過媒體對現實進行掩飾，把現實理想化。“文化工業一再忠實地重復迷惑視線的現象，不斷地把現實的現象美化為理想，而輕巧靈活地克服重大的錯誤信息與公開的真實情況之間的矛盾。”[3]而群眾亦多甘於沉溺其中把虛構的景象變為事實，逃避現實生活的一切難題。聖誕節便是一個大型虛構幻象，讓廣大群眾享樂一番，繼續接受資本家的剝削。

香港今年的聖誕節，新聞傳媒報導的都是一些正面的訊息，不同行業的僱主都表示對聖誕的生意額有信心，瀰漫一片普世歡騰，歌舞昇平的景象。可是，現實上有很多社會民生的問題尚待解決，草根階層的生活仍然艱苦，淸潔女工的工作仍然繼續。他們可能是唯一未受傳媒蒙蔽的小數社群。也許，在歡度聖誕的日子裏，我們應作出深刻的思考和反省。



參考書目：
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的辯証法》，洪佩郁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張峰等譯, 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於曉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6
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1]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的辯証法》，洪佩郁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頁199
[2]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張峰等譯, 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頁1
[3]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的辯証法》，洪佩郁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頁130-131

注: cus303 功課

一世, 結婚; 結婚,一世?

「一生一世」和「婚姻」這兩個名詞，總是分不開。每當談及一生一世，人們多會聯想起結婚。而婚姻，也令人自自然然地想到一生一世、一個永恆的承諾。人們不知從何時開始，一生一世和婚姻彷彿已分不開。提起其一，也就會輕易想起另一者。縱然現在離婚十分普遍，人們即使沒有信心婚姻會是恆久，但也不至於會存著離婚的心態而姞婚。至現時為止，人們結婚時仍會許下一生一世的承諾。或者說，人們希望與戀人長雙廝守，才有結婚的決定。

不過，世間的一生一世又豈只是戀愛獨有？友情、親情、師生之情、同門之情也可以是一生一世，只是大多數人們都不明所以地會聯想到愛情。而現存普遍對一生一世的戀愛觀念都是以結婚為主流。所以，我們會集中從戀愛方面討論「一生一世」這問題。人們都會覺得，要是找到真心喜歡的人，便應跟對方結婚。或是，當雙方拍拖已有一段日子，便應結婚。一生一世和婚姻是否有必然的關係？婚姻以外，會否有其他「一生一世」的可能性？為何在今時今日的社會，一生一世給婚姻壟斷了？是文明的表現？是禮教？本文嘗試從各類文本中探討「另類」一生一世的可能性，作為找尋以上問題的起步點。

首先，從訪問裡有兩對準結婚情侶，分別是拍拖一年半的及七年的，他／她們也是基督徒，同樣地相信婚姻裡必然要履行一生一世的承諾，因為信仰的教導是「因為神的愛，我們才彼此相愛」的一個愛的命令，要實踐出來的基督見證，他／她們說尤其是在現今離婚率高企及婚前性行為的普遍，更要把持一生一世的誓盟。他／她們認為婚姻只要擺在神裡面，大家必可以解決當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一生一世」在基督教裡面是一個愛的命令，基督徙必要導守的、實踐的承諾，這是一種價值觀，是基督教的品牌，無論在任何世代也不會／不可能受到質疑的相信。

張國榮與「唐唐」是公開的一對男同性戀情侶，他倆由開始戀愛至張國榮離世也是傳媒的焦點報導，由最初社會上對同性戀的抗拒及對張國榮的期望，後來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接受。他倆不可以進入現行的婚姻法律制度裡，因為香港還未有合法的同性戀者婚姻制度。雖然如此，他倆被公眾的接受程度與一對異性戀者無異，甚至有報導指在某次張國榮的演唱會中憑歌寄意，獻唱給在場的「唐唐」，當時成為一時佳話。且到了張國榮的喪禮裡，傳媒亦有回顧張國榮與「唐唐」的感情，並十分關心「唐唐」的心情，指出「唐唐」以張家的重要身份辦理喪禮事宜。由此可見，張國榮與「唐唐」雖然未有在婚姻制度裡記上一名份來，但他倆的一生一世關係卻能切切實實地實踐在其中，並為社會上的接納的。

卡通片《美少女戰士》曾於多年前盛極一時，當中雖然不是以愛情為主，但仍花不少筆墨去描寫男女主角之間的感情線。它所描述的，便是典型永恆的感情。故事涉及過去、現在、未來三個交錯的時空。男女主角相識在前世，可惜在訂婚當夜被奸人所害，雙雙死去。接著在今世重遇，拍拖、發展。他們在未來結為夫婦的情節會被穿插其中。簡言而之，他們深愛對方，感情橫跨三世，比一生一世更甚。他們在現世已經發生了性行為，有時也會一起生活。其實他們的關係已和真正的夫婦無異。只是作者仍要在未來為他們創作一段正式的婚姻，足見婚姻在愛情的路上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必經階段。

這也許表現了社會的主流意見。眾人都會認定了「結婚」的特殊地位。若一對戀人久久沒有結婚的打算，人們便會覺得他們定是存在著什麼問題。而男女其中一方沒有結婚的打算更可成為爭吵的導火線，甚至是分手的原因。婚姻是「文明社會」制度下的產物。一些偏遠地區可能沒有一樣叫「結婚」的東西，他們的婚姻制度可以是我們難以想像的。例如雲南的摩梭族，人們實行「走婚」的制度，當男女相方行房後，他們便各不相干。不過在現今的社會，不結婚就彷彿觸犯了什麼禁忌似的。這樣，非但有單身意慾的人士會被視為「異類」，連已拍拖但不想結婚的人，也要長期被人追何時問結婚等事誼，受盡壓力。

傳說清帝順治在董顎妃離世後，對世上萬事再沒留戀，於是往五台山出家去。他離開帝位，與愛妃在精神上永遠廝守一起。英皇溫莎公爵愛上一位曾二度離婚的婦人。對於當時皇室，是一件極大的醜聞。他為與所愛的人在一起，決定「不愛江山愛美人」。兩則佳話同樣傳頌一時。姑勿論事情的真確度，他們為追求愛情所作的（暫稱為「犧牲」），仍為人所津津樂道。他們二人都是一國之君，享有為世人所渴望的權力地位。正因如此，他們的每一個決定，不是單單要對自己負責，也要向家族、全國人民所交代。而他們卻甘心不顧一切世俗眼光、個人聲譽、家族禮教反對、只忠於自己的愛情，這種一生一世，是以重價換回來的。

一生一世，常以為是兩個人的事。但從以上兩例子看來，又似乎未必。這件看似很私人的事，一但涉及權勢、階級、地位等問題，就變成「公事」了。男女雙方需要顧及別人的看法、面對公眾的壓力，一點也不容易。當今英國皇儲查理斯和情人卡米拉（據傳媒的報道）相戀多年，他們就是要面對這一切壓力，至今仍未能名正言順的在一起。追求一生一世，原來並不簡單。

徐志摩短暫的一生，分別與三位女士結緣：張幼儀、林徽音和陸小曼。他在父母的壓力下與毫無感情的張幼儀結婚，最終免不了離婚。徐志摩和林徽音是深愛對方的，但基於傳統的枷鎖，林決定和別人結婚。陸小曼是當時一位名妓，亦是徐的第二任妻子，是一段倆情相悅的婚姻。三位女士背景各異，但在收到徐的死訊後，都哭不成聲。據說她們三人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對徐的記念，直至離世。

荷里活電影《鐵達尼號》男女主角從相遇至深愛對方到生死相隔只是短短幾天的事。女主角在男主角過身後雖然也有與別人結婚，但她掛念男主角直到終老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她丈夫是完全毫不知情的。

在這兩個例子中，生者對死者有一個永恆的懷念。對所愛的人作出永恆的記掛，這算不算是一生一世呢？原來一生一世可以是單方面的，而且可以不受時間所限。相方雖然形體上不能在一起，但精神上已貫穿了生與死的阻隔。又或者，可以反過來思考，二人不相愛也可以結婚，可能多年後仍是同床異夢。這又是否等於一生一世？其中有兩位女士都是內心掛念一位情人，而現實上又和現任丈夫一起生活……可能，一生一世的對象會不只一人，而這關係亦非必定是雙方面的。

有些人選擇了殉情來實踐他們的一生一世。中西的例子是有不少：梁山伯與祝英台、羅密歐與茱麗葉故事中可知一二。

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是膾炙人口的中國愛情故事。祝英台雖為女兒身，但十分喜愛讀書。但東晋時期，女兒家是不許到私熟讀書的，只能留在家中，學習女兒家的禮儀和規矩。祝英台為了到私熟讀書而女扮男裝，結識了窮書生梁山伯。起初兩人建立了很好的友誼，但漸漸便發展成愛情。當梁山伯還未知道祝英台的真正性別時，都十分懷自己的的性取向。但到了梁山伯知道事情的始末不久，相方正愛得難捨難分之際，祝英台的父親便要把女兒嫁給財家子弟馬文才，還捧打鴛鴦。梁山伯因此事一病不起，祝英台出嫁途中，到梁墓前哭訴。梁山伯的墳突然破開，祝英台便走進墳中，二人化成兩隻蝴蝶，形影不離。(趙清閣, 1998)

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事也是人所共知的愛情悲劇。他們是屬於兩個互相仇視的大家族。兩人系出名門，兩相情願，深愛對方。但相方家族大力反對，並強行把他們分開。結果，他們為了可以永遠在一起，而選擇了服毒殉情。雖然生不能在一起，死便能使靈魂永聚。(Wilson, 1963)
以上的兩個故事，都是膾炙人口的愛情故事，當中的情侶都是無緣在生廝守，結果殉情自殺的。我們會視之為壯烈凄美的愛情而傳頌千古。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又是否願意為我們的愛人而犠牲自己的生命呢?又或者，在我們看到有人為愛而殉情是，有是否同樣的認同他們，同樣的予以讚嘆呢?

恐怕答案是大家所不願意面對的。現在的社會，任何人自殺，都會被視為死不足惜。現今人的普遍思想是「生命誠可貴」，自殺不可解決問題。有人甚至視自殺為罪，甚至在香港法律中，自殺也是罪行之一。

此外，在我們考慮是否為愛而犠牲時，也有許多其他的考慮，例如，自己的生活、事業、親人等，為了這些原因，我們往往不會考慮殉情這一最終解決方法。

最後，在眾多的分析後，我們可以再次見到人的理想的愛和現實的愛的分別。

另外，又一種不為現代人所認同的男女共同生活，實踐一生一世的承諾的方法，就是享齊人之福。享齊人之福即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個案。享齊人之福一直是人，無論男女皆夢寐以求的。有多人服侍自己，當然被視為幾生修到。且看人們如何喜歡看鹿鼎記的故事吧。鹿鼎記最引人入勝的內容不是康熙和韋小寶如何對付鰲拜或神龍教，而是韋小寶如何馭妻有術，討來九個老婆之餘，又不致於「家衰口不停」。在故事中韋小寶對九位夫人皆真心不假，九位夫人最也不介意共事一夫，一生一世。相反來說，如果在故事中女性可以有眾多的裙下之臣，也是令人嚮往的。

可是，在現實生活中，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由是否可以一生一世呢?倒也不是没有。就在西藏中，昌都縣就有一個行一妻多夫制的原始部落，在這部落中，一妻多夫制行之已久，也不是問題。即使在現今的文明社會，也有如此的社會。就在美國的猶他州中，就有一個小鎮叫Angel Park，當地的人是摩門教徒，而且是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奉行的就是一夫多妻制:他們相信所有的婚姻關係是生前已定的，即使是一夫多妻，也一定要是一生一世的。(Jankowiak & Allen, in Jankowiak, ed., 1995, p. 277-296)

可是，這樣的例子也是絶無僅有。在現代社會，一夫一妻制已經是常態。在很多國家，除了少數阿拉伯國家外，多夫或多妻都是法律所不容的。美國Angel Park的例子，其實在美國本土也經常被人指責，美國政府也多次派員掃蕩那些行一夫多妻的摩門教原教旨主義分子(如在一九五三年就逮捕了三十九男八十六女和把二百六十三名他們的小孩送往看護所)，以致有些當地居民要到清談節目為他們的習俗辯護(Jankowiak & Allen, in Jankowiak, ed., 1995, p. 279)。在中國大陸，一夫一妻制也是法定的社會制度，只是因西藏是自治省才得以保持一妻多夫的習俗。在香港，有很多血案是因丈夫或妻子有外遇而爭執釀成，如在二零零三年三月十日就有一名女子因不滿丈夫「包二奶」而服毒自殺(星島日報，2003-3-10)。所以，要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大概是不可行吧。

以上眾多例子，正好說明一生一世的多樣化。或許有人會問，那些有真人真事的例子自然有說服力。但那些取材自卡通、電影、小說的例子，又怎可當成真的呢？不過，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沒有任何創作是可以完全憑空虛構的，作者總會建基於一些現實所見的人和事，才再加以創作。而且，以上所列舉的，都是一些十分受歡迎的作品。而它們的流行程度，也反映了觀眾接受認同的態度。

既是如此，何以以婚姻為一生一世指標的思想會獨當一面？這是人們都希望追求別人的認同，獲取安全感。社會上的道德、禮教框架，每日都規犯大家的生活。婚姻，有一種認受性，是一種肯定。婚後妻子可以理所當然靠丈夫（男人）生活、夫妻可以離開家庭一起生活、發生性行為等。但婚前性行為、同居（雖然日趨普遍），但仍是一些爭論激烈的話題，宗教界仍是絕對禁止的。為利益與他人結婚，是有違道德的。婚後掛念舊情人，也有少許不忠的意味。只享受拍拖而不談婚論嫁，更是傻的表現。女士年過三十也不結婚，是「老姑婆」，沒人要。這些意識主導社會，日以繼夜影響我們的思想。結果，結婚成為一生一世的必然選擇。

然而，我們要小心的，是這所為的常態，可是自然麼?而這常態以外的(即多夫或多妻制)，又是否變態呢?其實，這「常態」可以說只是基督教遺留下的習慣。早期，大部分東西方國家都是多妻或多夫制的。中國清朝以先便是一例: 納妾乃合法之事(蘇冰，魏林，1994)。在西方，聖經記載大衞王也有兩位妻子(Bible: King James Version)。可是，當西方國家在信奉基督教後，普遍實行一夫一妻制，而隨着西學東來，日本全盤西化，而中國行使信奉男女平等的馬克斯主義後(王)，都漸次推行一夫一妻制。

婚姻制度，可謂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產物。在現今社會，甚至已被視之為必然性，是慣常做法。婚姻制度下，一生一世這觀念也就幽靈似的誕生了。但，從以上摩梭族人的例子，正好代表了婚姻和一生一世是沒有必然關係的。「走婚」是人家的傳統，但我們會以什麼眼光看他們呢？難以接受？不文明？缺乏禮教？待教化？一些「衛道」之士更甚至可能希望「教化」他們，讓他們「文明點」。不過大家曾否想過，由於這些所謂「不文明」的傳統，家庭暴力、婚內強姦、婚外情、通姦等由婚姻而產生的問題是不會出現的。這裡更是沒有任何稱作「離婚」的東西。曾經相愛的人不會感情破裂、他們不會為爭取撫養權或贍養費而鬧上法庭、不會有單親家庭和由它所引致的社會問題、兒童的身心靈不會受影響等等，這一切因離婚而導致的問題都不會產生。可惜今天大多數的「文明」社會，婚姻破裂而選擇離婚者大有人在，各種社會問題亦隨之而來。這是否我們一直所追求認同的文明表現呢？看來今天，是我們反思何謂「文明」的時候。

　　一生一世的觀念不知由何時開始成為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也成為婚姻追求的承諾，但這種主流的情慾模式要從一而終地的終身廝守，在時空上的唯我排外的獨佔模式是否文明社會的產物？我們試從另一個中國民族──摩梭族去了解他／她們的走婚制度，是跨越「從一而終」的感情是如何實踐及論述。

　　根據周華山(2001)指出傳統摩梭族感情的最大特點是沒有「一夫一妻」、「從一而終」、「終身廝守」的觀念，超越時間性的長短，也沒有「一時或一世」的二元對立，純粹視乎雙方感情的意願及感情質素而定。還有，婚姻（走婚）與家庭（母系家庭）是分開的，即是情慾與家庭是分開的，人們可以與多過一個人走婚，是十分多元化的關係建立。另外，走婚伴侶是不會同住的或不會組成一個家庭，會以母系家庭為軸心，大家關係是純以感情為基礎，自由度十分高但關係的穩定性弱，所以獨佔對方的觀念是難以建立的。

　　傳統摩梭族文化不會認為一生只與一人廝守是美好的，感情的自由自在令摩梭族人不會千方百計去想獨佔對方，反而是輕鬆自在地去發展關係且是沒有精神壓力的，這是摩梭族認同的感情關係，在中國的法律中也是得到承認的，屬於「事實婚姻」。所以走婚與現代的婚姻觀念是截然不同。從此可以看到可能世間上是有多元性的感情關係建立，但在大多數的國家，所謂文明的社會裡只會以「一生一世」及「一夫一妻」制度建構了一道德框架，以核心家庭為中心去發展社會，好使社會能好好地管理。這種已成為制度化的感情制度，我們不能完全否定當中的快樂，但這制度會使人刻板化了人感情的多元性及發展性，使個人抑壓了內心的情感慾望。而且一生一世放在婚姻裡行時，離婚後的傷痛和加上因法律上的責任，如膽養費，使雙方的關係決裂得無地置容，當然亦會考慮當時實施一夫一妻是為了保障女性，所以在此我們是想再檢視已制度化下的感情的僵化及規限。

注: 大學功課。 合撰: 阿敏、青寧、Franky

造夢

　　造夢，似乎只是那些無知少女無聊時的玩意。一般人總認為這樣浪費時間，老師總愛責怪不專心的學生：請留心上課，別造夢。家長更常常提醒子女：快快完成功課，別造夢。造夢，多數人都認為是一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若說：我希望長大後成為「特首」、希望選美、希望成為億萬富翁…… 人們總會說：別造夢吧！永遠也沒可能的。「造夢」一詞，已變成為一個負面的名詞，專門描述任何難以實現的事情。但個人而言，我是十分喜愛造夢的。走路時、乘車時、過馬路時……基本上只要時間許可，我便愛造夢。這是一個廉價又有趣的消閒活動。
　　
　　小時我會造夢，希望自己是公主。居住在一座宏偉的城堡之內。終有一天，會遇上一位騎著白馬的王子，迎面而來，為我帶來幸福。永遠跟他在一起，浪漫非常。有時，看過電視劇、小說後，如其情節吸引，便想像自己是當中的主角，回味當中過程；若對其情節不滿，便幻想自己是主角，如何改變結局。

　　許多時候，我更會對自己的居所許下各種「春秋大夢」：一棟五層高的別墅，爸爸媽媽、弟妹和自己各一層。屋前是一個花園，可以種植喜愛之物。天台是一個泳池，還要有溫水供應的。自己的的一層必須要有一座鋼琴和一間所很大的書房，滿足自己的讀書慾和渴望彈綱琴的心。還要有輛名貴跑車，吸引旁人艷羨的目光。

　　人漸年長，置業購車的夢變得愈來愈不重要了。我開始覺得在香港置業是十分不值得的，價錢太昂貴了。與其窮畢生精力，每月節省大部份薪金用以支付樓價，何不隨意租下一個地方，簡簡單單，而盡情享受現世的生活？至於購買車輛的代頭也打消了。在香港，公共交通設施完備方便，駕駛私家車實是十分奢侈，而且並不環保，浪費天然資源。

慢慢，我造夢的內容開始轉變，對於那些和物質享受有關夢，興趣愈來愈少了。例如成為一個山區教師，教那些農村小孩讀書認字。電視上常看到他們生活如何困苦，如何渴望一個唸書的機會，便想幫他們一把，希望作些有意義的事。及後，我造夢想成為一個世上最有權力、影響力極大的人，希望藉以改變世界不公平的現象。開始認識這世界是丁點兒也不公平的。那些出身於第三世界和其他貧困地方的人，彷彿降生就是為了承受不幸。對於強國顯而易見剝削弱國舉動，卻又毫無監管阻止能力。我想假若我有絕對的能力改變它，那多好？　　

還有，我會造夢，想像著一個「烏托邦」的世界。在這裡沒有饑餓、貧困；孩子不需為生活張羅、沒有戰火……

多年來，造夢的興趣並未改變，但內容卻隨著個人成長而轉變。到現在我仍然喜愛造夢，用以滿足暫時所不能實現的事。其實，家長教師無需一面倒反對孩子造夢。當初，要不是有人幻想希望像雀鳥傲翔天上，現在我們又怎能乘飛機往彼岸呢？更莫說登陸月球這創舉！人類的文明、近代多項發明，或多或少都是靠科學家們愛造夢、敢冒險的精神有關的。一直以來，我堅信：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人類因為有夢，所以有動力推動我們繼續進步。造夢既可以替平淡的生活加點趣味，又於人類發展進步有益。其實，只要不要過沉迷，又何樂而不為呢？

注: 大學Take Home exam

痛愛

世上最痛苦的愛，莫過於兩人同時愛上同一對象。而你，卻偏偏是第三者……

曽經有人說過，旅行之前，各人的心都是沉甸甸的。旅遊的目的，就是為了離開平日的生活地方，在異地放下這顆沉甸甸的心，重新過新的生活。一首遊輪正在陌生的海上漂流著。輪上載著數百位撘客，各人都懐著不同的心事前來。

對於她，這夜似乎特別漫長。曉晴輾轉反側，總是不能入睡。她起床，緩緩的倚近邊，凝望著只有零碎星光的夜空。腦海裡不停想著剛才所發生的事，他的臉龐、他的眼神、一舉手，一投足，全都淸晰地浮現在眼前。她不想再沒完沒了的纏繞下去，他決定對他說淸楚。

她的腳步在他的房間前停了下來，伸出一雙無力的手，想要敲門。她的心遲疑著，搖擺不定，深怕這麼一敲，跟他的關係便要劃上休止符。「振作些，你行的！」正當她下定決心之際，有人從後喊她的名字。她回頭一看，整個人要崩潰了。沒錯，正是他，她的女朋友。他的手從女友的肩膊上垂下來，顯得有些不自然。

「眼前的這個人，真是他嗎？」她心裡不斷提問，憶起這人剛才對她表白的片段……她陷入一片混亂之中，連思凝的提問都聽不到。

「曉晴，曉晴！」她終於聽見了思凝的聲音，勉強回以一絲笑容。

「你這麼晚來，是要找浩暉嗎？不好意思，剛才是我要他陪我的，我不知道你們有正經事要做……」

「不是！我只是剛剛經過這兒。想不到這麼巧碰到你們……我有點不適，先要走了。」她再無氣力聽她說下去。這一刻她最渴望的，是去一處無人的地方，讓自己可以好好的靜下來。她併命跑，併命跑，只想盡快離開這兒。她回到自己的房間，精疲力竭地勉強坐了下來。

忽然，門慢慢地開了。

「傻瓜。」他温柔地稱呼她，屈膝靠近，並用手輕撫她的額。

「不要碰我！你來幹什麼？！」她用盡最後的力氣站起來，使勁的推開他。「直至今天，我才發覺原來自己並不怎麼認識你。有了女朋友，仍對別人示愛。不消一會，又可若無其事的陪著女友，繼續當其好男友。你覺得這様很有趣麽？！你知否這麼一搞，會對人做成何等大的影響？！你若以此為滿足，那我告訴你，你成功了！大大的全面獲勝！看！我已經被你徹底愚弄，愚弄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看夠以後請你快快離開，我以後也不想再見到你。」

她再也承受不了。所有的防線都被擊破。她抬頭激動地看著他，眼淚徐徐的下滑。浩暉上前靠近她，熟練地拭去她臉上的眼淚，彷彿不曽聽到剛才的責罵。

「對不起！我沒想到今天的事會對令你如此受盡折磨。要是我知道，我寧願自己承受一切，也不會讓你受到絲毫傷害。只是我對你所說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心的，絶對沒有半點愚弄你的成份。我知道自己今天太衝動了。但我寳在不能再瞞騙自己：我真的愛上你…… 」

「不要再說。你身邊已有一位很好的女朋友……你忘記了我的職業嗎？我是專門替人「捉姦」的。我選上這份工作，是因為我生平最痛恨那些破壞人家感情的第三者。你以為我會……」

浩暉還未等她說完，已温柔地，擁她入懐。在她耳邊輕輕細語：「我願意為所作的向你道歉。只是，它們都代表了我的心情。我知道，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這些都曽是我的顧忌。所以儘管每當我望見你，都想告訴你這番話，我也強忍著。直到今天，我也受不了這種折磨。當時我腦海裡只有你，深怕會從此失去你，才會不顧一切，跟你說淸楚。什麼責任道義，我通通都不顧了。我只想你知我的心意。剛才我並無意和思䉠一同出現，令你難堪。我為此向你道歉。未來，我沒有一絲計劃。我只知道現在最想和你在一起。那怕只有一夜。」

聽過這一切，曉晴的心全都消化了。她躺在浩暉的懐裡，享受從未得著的幸福。她一動也不動，深怕會破壞這份寧靜安穩。她不願再讓那些禮教阻止和心愛的人在一起。這夜，她不怕做第三者。她知道自己的底線，她是不會要浩暉和女友分手的。這一刻，她決定放開一切枷鎖，盡情去愛。那怕──只有一夜。

注: 大學Take Home Exam答題

從文化研究角度看流星花園及其暴力現象

「我們必須重視當今媒體所傳遞的文化價值觀，雖然我們不一定有一致的答案，但至少已問對了問題。」[1]

緒論:
今時今日, 人類踏入資本主義晚期年代, 各種消費模式主導著我們的日常生活。文化工業伴隨著資訊爆炸的年代高速發展, 亦成為被消費的對象。並帶來各方面的影響。生產商為了獲取最大的利潤, 使文化產業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大眾文化在商品化的過程中, 往往加入大量符號(Sign), 象徵各樣的意義。消費者所消費的, 可能就是這些象徵意義而並非商品本身的固有真實價值。以傳播媒介的主導強體電視為例, 每日發放各種充滿符號的節目, 其隱含的文化意義正影響我們的價值觀, 使我們不得不留意的。

近期一套隱含暴力文化的台製電視劇集<流星花園>在中、港、台三地大受歡迎。劇中主角人氣急升, 該劇的VCD, 唱片及其他相關產品均熱賣中, 創造了一個流行神話。究竟, 它向我們展現了一個怎麼樣的社會文化現象?

<流>劇內容介紹:
首先, 且讓我們了解一下此劇的內容結構。【 流 星 花園 】 改編自日本著名漫畫家神尾葉子代表作 <花樣男子> 的故事。故事的起源在一所由四大家族為培養優秀的接班人所創立的超級貴族學校。因此, 身為四大家族之後的F4-- 道明寺(後稱寺)、花澤類(後稱類)、西門和美作-- 在學內一直都擁有牢不可破的地位,沒有人會和他們對抗。

一天, 一位平凡的女子-- 牧野杉菜(後稱杉菜)-- 為著父母要她「飛上枝頭變鳳凰」的心態來到這裡就讀。杉菜為好友李真出頭, 得罪了F4為首的道明寺, 被F4貼上「紅字條」。「紅字條」是F4一貫逼人退學的手段, 全校同學都會用盡各種方法幫F4一把, 大部份同學都會捱不下去而選擇「自願」退學。杉菜雖然吃盡苦頭, 但並沒有因此屈服退學。

杉菜有著「雜草精神」, 絶對不向任何環境妥協, 她決定還以顏色, 更給寺貼上「紅字條」。她可謂F4自長大自來, 第一位反抗他們的人。也許因著這份特別, 寺開始瘋狂地鍾情於她。從此, 便展開了她與F4之間的愛恨情仇。


<流>劇與博得里拉的符號論述:
故事情節一點算不上新穎, 描述一段富公子戀上「窮家女」的童話式戀愛故事。感覺有點像<灰姑娘>的現代版, 與<窈窕淑女>、<風月悄佳人>同出一徹。蔡岳勛導演、F4及徐熙媛給它演成真人版, 以吸引的角色造型、「抵死」精警的對白、再配上奢華的服裝埸景, 完完全全把流星般的夢幻呈現出來。成功創造了流行神話, 俘虜了中、港、台、新加坡等地少男少女的心。

這正正切合博得里拉(Jean Baudrillard) 對後現代及符號的討論(Toward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提到傳媒事業的的蓬勃發展是一個後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傳媒正如一部「製造虛擬片段的機器」, 不斷再生產影像、符號和密碼, 造成一個虛擬的現實世界。從前, 人人都以為傳媒有如一面鏡子, 反映或代表現實的景況。但是, 現在的傳媒所生產的是「比真實還要真實」的影像, 遂漸把真實「溶解」。傳媒和現實的「內爆」使兩者的分別愈來愈少。

<流星花園> 便是透過「銷售」幻象-- 極其浪漫、仿如童話式的戀愛情節-- 而成功的。製造夢幻的同時, 又不忙加入貧富懸殊、失業等現實情節。一下間, 杉菜平凡的家庭拉近了這劇和我們的距離。真實和夢幻的交錯下, 真假再難以清楚的劃分, 觀眾的幻想空間由是可以無限擴大和繼續。不論血氣方剛的少男少女, 或是四十來歲的已婚婦人都十分著迷。男女觀眾都投入其中, 幻想自己是當中的主角。少男少女是著迷於戀愛的憧憬, 婦女乃藉此重温年輕時戀愛的浪漫。觀眾會替寺和杉菜的戀情未有進展而著急, 也會為西門替小優(杉菜的朋友) 出一口氣而拍掌高呼。他們幾乎忘記這些都是媒體所製造出來的幻象, 把劇中角色看成和我們沒分別的活生生人物。事實上, 不少觀眾在現實中仍慣以劇中角色稱呼他們演員仿佛成為劇中人物的象徵。真實與虛擬的界線愈來愈模糊。

博得里拉亦及現代的消費多屬於「象徵性的消費」, 產品都要被符號化才成為商品。消費者所消費的, 並不是產品本身的價值, 而是所隱含的象徵價值。而這些象徵意義往往是由廣告所生產的, 並且愈來愈與產品脫離關係。商品包含「文化」愈來愈成為趨勢, 由是, 象徵性消費是相等於文化消費。象徵性消費是現代物質充裕社會的一個特徵。消費者本身不清楚自己的真正需要, 也不意識到真實的產品背後是一個幻象而已。

<流>劇中, 每一個人物或者情節都是一個符號, 各自有著不同的象徵意義: F4代表了上流社會階層, 擁有羨煞旁人的財富、地位; 既英俊瀟洒, 又是運動健將, 是全校眾人的偶像, 不少少女亦為之傾倒, 是社會上一般對成功理想男士的象徵。杉菜父親中年失業, 母親是個典型「師奶」; 整天擔心沒錢交租, 生活朝不保夕代表一個平凡的家庭, 社會上的草根階層。

寺對愛情專一、執著、痴情, 是女性理想情人的象徵; 杉菜不怕權勢、不貪慕虛名, 是一種理想人格的象徵。寺的母親反對代表社會一些統治階層, 守舊勢力。寺和杉菜的故事是象徵著一段跨越階級性的戀愛, 突破傳統界限。他們不惜一切與寺母親進行對抗, 象徵一場為愛情而進行的階級鬥爭。在這場鬥爭中, 杉菜(社會上的失敗者) 獲得眾人的支持; 而寺母(社會上的成功者) 則處於孤立狀態; 而且連寺和莊(其子女) 也不認同她的作為, 象徵下層人士比上流社會的人擁有更高尚的情操。最後, 寺母因多番受壓而作出讓步。失敗者變為成功者, 兩者地位逆轉過來。表面上, 觀眾是消費這個浪漫的故事。實際上, 他們是消費故事中符號背後的各種象徵意義, 藉以滿足現實生活中的不可能。

<流>與暴力:
除了浪漫的戀愛童話, 暴力在此劇亦佔著重要的位置。基本上, 此劇對使用暴力絶不抱負面態度。劇中的F4, 是喜愛使用暴力的一群, 在校內肆無忌憚使用暴力欺壓同學, 令學生入院留醫。這些事更被他們常常掛在嘴唇邊, 以顯示他們有多厲害、好身手。杉菜被貼紅字條, 全校同學一起出動各出其謀欺負她。向她動粗已不在話下, 而暴力的使用更觸及性層面。有兩位男生及寺都企圖侵犯杉菜, 以此作為教訓。寺和杉菜的故事從暴力開始, 他們的戀愛亦如是。暴力在劇中成為解決問題及報復的方法, 這是不容置而的。

一直以來, 老師家長都向我們灌輸暴力的不是。古語亦有云:「君子動口不動手」。暴力既是我們一貫所厭惡的, 但何以一套崇尚暴力使用, 甚至有「暴力可以解決問題」意味劇集, 竟會如此大熱, 成為流行神話? 本人身邊的朋友同學不乏「流星迷」, 及至他們的母親都十分喜愛此劇集, 曾就此訪問他們對此劇的意見和喜愛原因等問題。

概括而言, 他們對此劇的總體印象都是以浪漫、惹笑為主。大多數人都是一面倒喜愛劇中寺對杉菜專一單純、不顧一切的愛, 覺得這樣很浪漫。寺為杉菜在生活各方面作出遷就, 多次英雄救美等都令人感動得很, 寺遂成為眾女士們的「白馬王子」。類和杉菜真摯的友誼、 杉菜父母互相怪責的吵鬧片段, 暴發户兒子青和的土氣…… 全部輕鬆惹笑; 情節明快謹湊、乾淨俐落, 每集一高潮, 都是吸引他們的原因。

不過, 對於此劇的暴力問題, 竟沒一人提及。曾經刻意問一位喜愛此劇的朋友是否認為此劇含有暴力成份。「無。」這是她即時的回應。後才再加以補充:「… 有少許暴力片段… 但可能因為我已知這是由漫畫改編而的, 所以對於劇中的暴力鏡頭, 只會覺得誇張、「搞笑」, 並不是真實的。」每位觀眾對媒體所播放的訊息都可以有不同的詮釋閱讀。這便涉及霍爾(Stuart Hall) 對於觀眾閱讀(Audience reading) 傳媒的討論。

<流>與霍爾觀眾閱讀的討論:
Stuart Hall 有關電視符號化及解碼化的論中 (Encoding and Decor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他認為電視生產的意義是經過三個階段。首先, 傳媒工作者會把以一些「活生生」的生活事例有意思地加入視節目中。在第二階段, 這些意思會按著合乎視所使用的語言生產出來, 他們會變成主導的思想。最後, 在第三階段, 觀眾便會自行解碼閱讀, 用各種不同方法來閱讀這世界。換句話說, 由電視媒體所產生的意思和訊息並不是直接傳送給觀眾的。生產訊息者會以日常生活的事例符號化, 然後再由觀眾自行以相關經驗進行閱讀。所以, 這些訊息在生產至閱讀時或許並不相符。跟據他說, 通常會有三種閱讀程況。下文將以<流星花園>為例略作解釋。

第一種是霸權閱讀( dominant hegemonic reading) 意指觀眾基本上是完全接受由媒體所生產的意識形態。<流星花園>中主導的意識形態是浪漫、誇張、由漫畫改編的愛情故事, 滿足眾人對戀愛的憧憬。一位大學一年商學院女生受訪者, 看此劇期間她正從事一份暑期工。每天上班時便想著下班後可以收看此劇, 成為一份獎勵。她覺得此劇「搞笑」(如寺初時的「菠蘿頭」)、無聊、脫離現實、可以滿足幻想欲。寺對杉菜的感情很純真, 令人感動。她道此劇可以滿足到她現實「得不到的東西」, 看時很開心、感動和享受。她認為生活需要有憧憬、渴望, 這樣工作時會開心點。此劇帶給她工作的動力, 令她有目標工作; 也是她與朋友閒聊的話題, 更因此到了台灣旅遊。她和大多數人一樣, 完全沉醉於浪漫氣氛中, 從未想到當中包含暴力問題。

第二種是議價閱讀 (negotiated reading), 觀眾會在接受部份霸權意識的同時, 也會因應自己的環境需要而所出調整。例如第九集講述小順禁錮杉菜, 以便向寺報復, 替受傷兄弟出一口氣。寺隻身營救, 並遭毒打。片段特寫寺遭毒打的情況, 頭破血流, 杉菜也被用木椅擊打。這可算是此劇的暴力之最。第十集兩人皆被送往醫院救治。在醫院裏, 其餘三名F4成員請偵探找出小順等人向他們報復, 並拍下照片告訴寺他們如何「凱旋而歸」。

兩集主題都是「復仇」。觀眾或許會覺得寺被毒打的過程是十分暴力, 但他們會嘗試理解這些情況: 小順過份使用暴力是不對, 不過他背後原因是為了一位被寺打至重傷的恩人「報恩」, 而且在最後關頭也心軟「放過」寺。他是一個有情有義、有惻忍之心的人。這樣, 觀眾會有點同情他, 甚至諒解他的作為。而且, 寺為所愛的人甚至願意犠牲性命, 更是英雄的表現。男觀眾會幻想成為英雄, 女亦希望擁有這樣一位男友。暴力並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

至於F3復仇過程, 鏡頭並沒有現場記錄, 只是從言語間表達:「有一段日子未能好好大展身手」、「就讓他見識見識F4的真正厲害」…… 他們的語調自負、瀟灑; 舉止優雅。觀眾只會覺得他們酷、型; 有義氣、敢於替兄弟「出頭」。大家都仿佛明白這是劇情「需要」, 是誇張的表達手法而已, 不會對他們的暴力行為反感。

而第三種情況是對抗閱讀 (oppositional reading), 觀眾會留意所接收的訊息, 並作出反對。這種反對的聲音絶大部份是由國內家長及「有關當局」發出的。國家廣電總局更發出禁播令, 全國各地電視台皆不得播放此劇。國內的教育界和文藝界皆認為此劇集意識不良, 過份暴力, 會影響青少年的心智發展。

北京娛樂信報的一位記者任嫣更列出了八大理由不看<流>劇。其一原因便是認為它語言和行為暴力鏡頭過多。劇中人物動輒用「猪頭」、「死三八」、「你是猪」等詞互罵; 你一巴掌、我一拳等鏡頭更是時常出現。<流>劇把這些暴力舉動平常化。她擔心這些情節若在校園流行起來, 便對青少年成長是沒有好處的。[2]家長亦然。對於<流>劇中F4「想打就打、想吻就吻」的故事情節十分不滿, 深怕會誤導其子女。

結論:
雖然觀眾對每個媒體節目都可以有不同的閱讀方法, 但傳媒商品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相信沒人會懷疑傳媒生存最根本目的是為了獲取利潤。「戀愛」和「浪漫」是最常被傳媒商品化的原素, 因為情最易令觀眾投入, 產生共鳴。只要劇集收視好, 廣告商便樂於投資, 電視台便可從中獲利。

<流>劇便是一個極典型的例子: 一個經現代的包裝的童話愛情故事, 以描寫人人都渴望的上流社會富家子弟生活為主, 觀眾都全情投入其舖天蓋地、如幻似真的浪漫情節裏。插入一些生活化的片段, 失業、半工讀等問題一直困擾主角杉菜一家, 而這些又是我們現正面對的環境。導演找四位高大俊朗的男演員當貴族子弟, 卻刻意找一位樣子不很突出的女演員當主角, 可見其苦心經營。眾人都仿如主角般平凡。平凡如她可遇上一位痴情的富家子弟, 同樣平凡的觀眾便幻想自己亦可能有此遭遇。

此外, <流>劇更進一步, 連劇中暴力的原素也被商品化, 讓觀眾有官能上的刺激和快感。暴力成為浪漫的手段。每次使用暴力都是「事出有因」, 深化劇中人物對「情」的表現。暴力過後, 隨即緊接浪漫的橋段, 成為一幕幕謂之經典、令人感動的場面。觀眾皆以為然, 不會作出質疑。劇情及拍攝手法使觀眾沒有厭惡的感覺。這絶對是一套成功把暴力完全浪漫化的劇集。雖然國內當局禁播此劇的做法過份極端, 但作為觀眾, 我們是不應忽視劇中隱藏的意識形態, 免得被它潛移默化。

參考書目資料:
1. Storey, John(1999), ‘Consumption as Texts Ch.5’, in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Edward Arnold, pp.76-107
2. Smith, Philip(2001),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Ch.9’, in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p.151-166
3. Fiske, John(1989), ‘Commodities and Culture Ch.2’ in Understanding the Popular, Australia, Allen & Unwin Pty, pp.23-47
4. Richard Catlett Wilkerson, ‘Signs of Simulation, Symbols beyond Value :Jean Baudrillard and Grassroots Dreamwork in Cyberspace. (from website’
http://www.uta.edu/english/apt/collab/texts/dreamwork.html
5. Media Digest (from website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md9803/mar_01.html
6. 當代流行文化研究:概念、歷史與理論 ( 網站
http://gadfly1974.nease.net/articles/foreign06.htm
7. 北京娱乐信报：不看《流星花园》的八大理由 ( 網站
http://ent.sina.com.cn/r/m/2002-03-13/75762.html
8. 当代流行文化与电视的合谋 ( 網站
http://campus.tom.com/Archive/2001/7/20-11926.html
[1] Center for Media and Values
[2] 北京娛樂信報: 不看<流星花園>的八大理由

注: Commodity & Everyday Life essay

書介: 陳寅恪的最後廿年

作 者: 陸鍵東
出版社: 三聯書店

本書為陳寅恪先生後半生 (1949-1969) 的傳記。

陳教授為我國一級學術大師, 更被冠以「教授之教授」的美名。他學貫中西, 精通梵文, 冠絶文史, 學術研究上有很高的成就與貢獻。黃萱稱陳教授的學術人生「驚天地, 泣鬼神」。他的教育生涯從一九二六年始至一九五八年終。期間分別執教清華大學、嶺南大學及合併後的中山大學, 前後共歷三十二年。

一九四九年, 他正式任教嶺南大學 (後簡稱嶺大) 的中國文學系及歷史政治學系。期間他醉心於學術研究, 積極於每期學刊發表論文, 未曾間斷。出版的著作亦多不勝數: <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元白詩箋證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總稿>、<寒柳堂記夢>等。他嚴謹, 重視本土文化的治史心得、方法和角度均為後世帶來莫大供獻。

本書大篇幅引用陳教授的文章著作, 以詳盡清楚地記錄其學術成就和論說。同時亦大量描寫了他與友人的關係及對話, 藉此映襯其性格內涵, 讓讀者能進一步了解這位國學大師的精神世界。陳教授一生埋首於學術領域, 絶不涉及政治事務。往嶺大任教, 除了是接受校長陳序經博士的邀請外, 其學術理念與嶺大校風精神相似不無關係。嶺大提倡著重個人思想、信仰、言論與學術的自由, 絶不允許介入政治的鬥爭中。兩者由是展開了密切的關係。縱然如此, 他亦無法避免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漩渦。本著作除記錄陳教授的輝煌事蹟外, 也不忘深刻細膩地記載文化大革命如何對這位暮年學者所造成的無情傷害。

自問是井底之蛙。閱畢此書, 才略認識這位與胡適齊名的大師陳寅恪, 更猛然發現他與嶺大的微妙關係。透過此書, 得以認識一位未曾接觸的我國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 可算是當中最大的收穫。而對自己所屬的嶺南大學有更深入的了解, 則是另一種得著。

陳教授學問之淵博, 令人驚嘆不已。全書隨處都可見作者如何熱切描繪陳教授的學問修養。陳教授的課堂演講, 旁徵博引, 如同順手拈來, 毫不費力。作者亦不止一次兩次強調, 沒學會陳教授的學問, 是莫大的損失。陳教授的腦部, 整天為著學術問題而運作不停, 沒一刻休止下來。作者將一位世紀巨人如何全神貫

注投入尋求學問的人生, 活生生地程展眼前, 全面而深刻。

陳教授對學問的熱愛和執著, 是我們應該學習的。他在學術界早已建立崇高的地位。進入六十多歲的高齡, 儘管雙目失明, 健康狀況欠佳。他仍沒有一絲放鬆, 仍然繼續發表多篇逾數萬字的學術論文, 可見他魄力、毅力和恆心之驚人, 表現其對學問的追求和堅持。學問並非一朝一夕、三分鐘的玩意, 是經年累月一點一滴建立而來的。當我們讚嘆其學問豐富的同時, 切不要忘記其背後付出的努力。與其長達五六十年的學術人生相比, 就讀大學仍然微不足道。他經歷政治動盪, 社會不安的年代。其學習環境、設施, 資訊流量亦遠遜今, 更不說任何資訊和科技教育。為何在我們看來如此「惡劣」的情況下, 仍能產生一個陳寅恪、以及其他同樣響負盛名的學者? 反觀今天, 政府以近百萬和一切優良師資設備培養一名大學生, 其質素卻常為人疚病。是孰之過? 學生之過? 教學制度之過? 還是社會之過?

孤勿論其他原因, 單從學生一方面而論, 我覺得作為學生, 其認真治學態度是十分重要的。大學是一所高等學府, 是學術文化交流的集中地, 學生理應把握機會吸收各樣知識。我並不是主張每位學生變成書呆子。大學對各人的意義目的可能不盡相同, 但完成學業必定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既然已選擇上大學, 時間金錢已經送上了, 何必仍抱著得過且過、馬虎的心態就學? 這實在苦了自己、又難為了教師。人總需負責。上課時留心, 準時繳交功課, 已是學生最基本的責任。若學生本身也不盡上本份, 師資、學術制度等外圍因素孰優孰劣, 則不提也罷。

當然, 作者撰寫此文並非要評論現今教育問題。以上只是本人借題發揮而已。全書的重點, 便是記錄陳教授各方面的晚年生活。作者撰寫本書, 對陳教授的學問修養表達了深切的仰慕崇敬, 並對其在文革時期所遭受到的苦難寄予無限的同情與憐憫。字裡行間, 處處流露作者對陳教授的關懷愛惜之情。在他筆下, 嶺大是一處「給陳寅恪另一種生命感受的土地」、帶給他「更多的温情與細膩的關懷」, 增添一絲絲的暖意。而文革, 並沒有讓這位雙目失明、年老多病的安渡晚年。反之, 卻帶給他無盡的傷害, 為他的人生「再添一闕悲歌」, 逼他到了「只欠一死的地步」。

陳教授一生堅持學問要中立, 與政治無關。他一生亦不曾參與任何政治活動。自任教嶺南開始, 他已絶緣於任何有關政治的會議, 並獲得陳校長的許可, 甚至連文革期間的各場批鬥大會皆不見其影踪。既然如此, 這位學者因何捲入文革這旋渦? 大概因為他是知識份子── 一位忠於自己、獨立於世, 沒有刻意迎合當權者的知識份子。所以, 使人有機可乘。


陳教授晚年受害的經歷, 正好反映當年知識份子在文革時的慘況。陳與當年一眾士子一樣, 被冠以各式各樣的罪名以「批鬥」, 自尊被徹底摧殘, 身心靈都受到無以復加的創傷, 實非筆墨所能形容。陳教授曾被有關當局邀請返北任歷史研究所所長, 該職位在他拒絕後仍一直沿空。這位聞名中外的學術大師, 在被批判期間深受「厚待」: 其饍食仍然比其他教授來得豐富, 由專人定時供給。學校當局指示歷史系在「批陳」的事上要慎重, 需事先研究他的著作, 「必須講究批判的方式」。 若只有犯事者才會被批判, 被批判的人可以獲得如斯「厚待」? 單看這點, 足以表明文革的盲目和荒謬!

陳教授的一生, 對我國學術界, 尤其史學界的貢獻良多。他在文革時的表現,正好反映一位大師的風範。文革是一個思想衝擊的年代。透過大眾盲目地對他非理性的批判, 暴露了文革時社會的混亂及失常。過程中, 不少人被逼作出「反省」, 並寫下悔過書認錯。陳教授沒有讓步, 沒有認錯, 因為他堅信自己沒錯。他以停止授課作為反抗, 表達不滿。正因陳教授是一位極具知名度的學者, 他的遭遇更能震撼中外人士的心靈, 其堅定態度能帶來更進一步的迴響, 好讓大家從瘋狂中醒覺, 加速文革的衰亡。

文革是一個痛苦的經歷, 是一個反省的時候, 也是一個察驗人生的機會。它讓人迷失, 也讓人清醒。至於陳寅恪教授, 他活出他自己。

注: cus132 閱書報告

Seven Years in Tibet: Once again Orientalism

Directed by Jean- Jacques Annaud

This is a story about the famous Austrian mountaineer and his countryman Peter Aufschnaiter. In the autumn of 1939, they set out to climb Nanga Parbat, one of the highest peaks in the Himalayas. The self-centered Harrer, whose sole preoccupation was the achievement of fame and glory, would experience an emotional awakening on his fantastic journey that would take him form the heights of conquest to the depths of internment in a British prisoner-of-war camp, then from escape and a harrowing two-year trek through the Himalayas to the mysterious Tibetan city of Lhasa.

As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which few westerners have ever visited, Harrer was befriended by the young Dalai Lama, and was asked to tutor the religious leader in English, geography and the ways of the Western world. He would eventually spend seven years in Tibet, during a period of tremendous political upheaval in that country, graced with the friendship and the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of the young Dalai Lama. As the deep and abiding bond between these two isolated, lonely people evolved, the selfish and egotistical Harrer experienced selflessness for the first time, allowing him to complete the emotional transformation which began on his way to Lhasa.

It is a description about the film Seven Years in Tibet from a movie website as well as the cover of the VCD. For the first glance, the movie entitled with ‘Tibet’, audiences may think that it would be a movie about the seven years in Tibet of the Austrian mountaineer Harrer, such as how he lived in the Forbidden City Lhasa and developed a friendship with the young Dalai Lama You may also treat it as the beginning to know more about Tibet since most of us have never been to there before.

However, after you see it, you may feel disappointed. The movie is divided into two main parts as the description does. The first half of it nearly unrelated to Tibet, except several very short shots seemed to show the images of Tibet: monks, temples, snow capped mountains etc. It recorded the failure expedition of Harrer to Himalayas and his life in India as a prisoner, followed by his vagrant life with Peter Aufschaiter ( another mountaineer) after escaped from the prison. His life in Tibet then began when the movie had an hour left behind. Interestingly, this movie also slightly shows some of their view toward communist party.

Medias, books and advertisement of travel agents construct the fantasy of Tibet. We have a lot of imagine of Tibet from them everyday. ‘Mysterious Tibet’, seems to be the ‘must’ description can be found in all kinds of media. When we mention Tibet, we always like to add ‘mysterious’ as an adjective in front of it. It seems that ‘Tibet’ is unable to get rid of the image of ‘mystery’. Besides mystery, the monks, the temples, the plateau and the snow capped mountain ranges also be the symbols of Tibet. Unsurprisingly, whatever you think of Tibet can be totally found in this movie. To me, it is a movie which tries to reconfirm the platitude image of Tibet rather than provide a flash experience. Once again, it shows the western altitude toward an eastern ‘unknown’ plac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movie, a dark background with smokes was shown along with the deep low sounds which always heard in temples. Then, many statues of Tibet’s Buddha and the murmuring monks appeared. Whenever the temples and the monks were shown, the screen was dull. Light was never enough and the figures were vague. All these represented Tibet was mysterious.

From a letter written by Harrer to his son, he described Tibet like this: If you can imagine a hidden place, tucked safely away from the world... concealed by walls of high, snow-capped mountains...a place rich with all the strange beauty of your nighttime dreams...Then you know where I am…In the country where I'm traveling - Tibet - people believe if they walk long distances to holy places...it purifies the bad deeds they've committed...They believe the more difficult the journey, the greater the depth of purification ...In this place where time stands still, it seems that everything is moving… Harrer, as a westerner, expressed his view toward Tibet. It is a peaceful, quiet and isolated place. The scenery is amazing and beautiful. He also mentioned the holy journey of the Tibetans. They were faithful and totally committed to their own believed religion. The movie was full of these scenes even at first part. They were intercepted during the adventure of Harrer in order to record the growth of the young Dalai Lama. When Harrer and Aufschaiter arrived to the Tibetan city of Lhasa, they found that the Tibetans were nice and hospitable. They lived in a simple way, never think of compete with others. By a speech of Pema, a Tibetan tailor who later married to Aufschaiter, she said that Tibetans never show off did not admire the rich or the top people as Harrer did. They respected to the nature. That’s why they tried to not kill any earthworms while the cinema was constructing. Let’s come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young Dalai Lama. In the film, he was described as so studious and curious about the western world. He was eager to learn new knowledge from Harrer. When he was at his early aged, he played with the slides. The slides were about three western famous cities. They were Paris, Venice and New York. As he grew up, he always liked to obverse the world outsides the temple. This symbolized the curiosity of the Dalai Lama of the western world. Finally, the movie described about the communist army. Red flags and paintings of Chairman Mao were hanged everywhere. The soldiers were uniformity. They invaded Tibet. They used many cold- blooded ways and relatively advanced weapons to kill the monks and Tibetans. The used of bombs, plenty of explosion and the fear expression of the Tibetans demonstrated the cruel and aggressive of the communist army. Undoubtedly, the movie provided a negative impression on the communist party as a norm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It declared a very clear political stand point: the communist regime was an aggressor as well as a dictator. The Tibetans were weak and unable to defense themselves. They were the victims.

It seemed to be a very simple and clear documentary. It told the adventure of Harrer, his friendship with Dalai Lama, his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nvasion of the communist army. However, down underneath, it also inspired with another ideology. This leads to the discussion of Orientalism.

In a simple word, Orientalism is a post- colonial study mentioned by Edward Said. It is the maintenance and extension of European hegemony over other lands. European cultural gained in strength and identity by setting itself off against the Orient. European ‘knowledge’ about ‘Orient’, in fact, was an ideological accompaniment of colonial ‘power’. A lot of stereotypes, images, and ‘knowledge’ of colonial subjects and cultural are then produced. For examples, the monks, the temples and the beautiful mountains ranges, all of them are the stereotypes and images of Tibet.

In the film, the hegemonic idea was consistent: the Occident remained superior to the Orients. Aufschaiter was a gentleman. He was nice and courtesy. He admonished Harrer should have principles and not to be selfish. Harrer, appeared to be handsome, successful, bravery and knowledgeable. Although he was selfish at first, he had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and became considerate later. Even the Nazi officials, they dressed well and looked smart. They ordered the Indian soldiers to work. All the ‘white- man’ characters were well presented. Contrarily, non- Occident characters were presented in a different way. On one hand, the movie seemed to appreciate the Tibetans so much. But as the mean time, the Tibetans were also described as superstitious, ignorance and backward. They were stupid that treated the instruction of the first aid kit as the permission for Harrer and Aufschaiter’s entrance to Tibet. The Tibetans clapped their hands when they saw Harrer and Aufschaiter (the strangers) the first glance to symbolize the safety from evils. They used the ice- skating shoes as knifes to cut meats. Pema commanded the western suits as strange clothes. Harrer said the Tibetans used the backward weapons to fight against the Communist army. Besides, the movie described the Indians also. They were dirty. They work as coolies and had to obey the German (Occidental) officials. The young Dalai Lama always liked to pursuit the western knowledge. As I mentioned before, he played the slides of western cities like New York . He hided to play with these slides and escaped the traditional lessons. This represented he was only interested in the West and his ideas was dominated by the West at the very young age. As the young Dalai Lama grew up, he used the telescope to look for the outside world. But this action was stopped by an elder monk. The old monk explained to Dalai Lama that he was the spiritual leader and should not to do so. The outside world, once again, represented the West. Dalai Lama had interest to the outside world meant he was curious about the West. The restriction of the old monk reflected his stubborn and represented the tradition of Tibet. It seeme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tradition tried to forbid someone to access to the West. When the young Dalai Lama met Harrer at the first time, he was so excited and eager to learn from him. He would like to learn about the world you come from. For example, where was Paris, France? And what was a Molotov Cocktail? And who was Jack the Ripper?"…He also asked Harrer to build a film house, an amusement developed by the West. None of them were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 He learnt the news from the world, geography and world of media Dalai Lama, as a prominent figure of Tibet, was described as very fond of and admired the West cultural. The West was more preferable. At the critical moment under the communist army invasion of Tibet, Harrer never acted as an outsider. He knew there was hopeless for Tibet to gain victory. He still tried his best to do some help to Tibet. He really wanted to protect his beloved friend, the Dalai Lama. Once the Dalai Lama had a nightmare and cried. Harrer went to comfort him. This implied the norm that the occident was always be the protector while the orient was protected.

Later on, Tibet was betrayed by the minister Ngawang Jigme. He led the army to surrender at a very strategic city. Tibet was sure for lost at this moment. Harrer went to Ngawang Jigme’s home and hit him even he was the protected by the communist guards. This showed his compassion to Tibet ( the weak), angry to the betray of Ngawang Jigme and did not frightened in the front of the communist guards. He did what he think directly, would not hide his feeling. From this incident, Harrer, as occident, just like a hero and had high moral standard while Ngawang Jigme, as an example of Tibet, was so dishonorable and disgraceful. In conclusion, this movie seemed to show a true picture of Tibet. It was able to fulfill all our imagination of the Forbidden City of Lhasa as well as the Tibetans. In fact,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Tibet’ was taken at Canada and Argentina. Most of the Tibetans didn’t speak in English as their daily used language. They had their own language. How ‘real ‘ of the ‘Tibetans’ in the movie should under consideration also. This documentary film did not close enough to the truth. It did tell an unforgettable journey of Harrer in Tibet and his valuable friendship with the Dalai Lama. To certain extent, this was really touching. Yet, it was a film produced by westerners. They infiltrated a lot of their views toward Tibet. The main theme of this movie was the emo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Harrer, not Tibet, not the Dalai Lama. It demonstrated the elegant and objectives of moral of the West. It was a film of westerner rather than Tibet.

References:
http://movieweb.com/
http://www.salon.com/ent/recent.html
http://www.apolloguide.com/film.shtml

Remark: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alysis essay